平民武汉----武汉自助游攻略大全

　　这应该是全国各大城市公交车上独一无二的广播语：“请不要在车厢内打毛衣”，为了这句话，我费解了很长时间，如果需要打毛衣，有毛线且有闲的话，坐在家里好好打就是了。出门坐车是为了赶时间，人人生怕错过了站，谁有闲功夫打毛衣？就算有人坐车无聊时打毛衣，也不用专门拿出来广播吧。
　　于是问武汉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朋友说，有人在车上打毛衣，出过些事的，针刺到了别人或者自己。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理由，接着追问朋友。朋友迟疑了片刻后说，武汉的公车线路很长，加上红灯多，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经常要坐上一两个小时。到车上打毛衣，无非是车上有空调，坐过来坐过去，时间便捱了过去，毛衣也打得差不多了。朋友接着说，不止是公车上，一到冷天，麦当劳和肯德鸡都会坐满了打毛衣的人。
　　我哑然失笑：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
　　美国的一本杂志说武汉是“中国最平民化的都市”，一位政治家说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我眼中的武汉更小，它就是一个家，这个家有着显赫的往日尊严和荣耀，内里却透露着不经意的散漫和鸡毛蒜皮。如果说北京适用于成长上海适用于工作成都适用于娱乐，那么武汉适用于生活，最根本的家庭生活。家里的男人女人每天在外面打扮入时体面大方，回到家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地真性情。
　　武汉话，字正腔圆，婉转中带着些许刚硬。自信应该是武汉人的特点之一，然而他们并不忌于谈到自己城市的缺点，他们对武汉的“市井”文化或自嘲，或叹息。我在一旁想，市井又如何？为何要求人人都高雅？在这湖泊纵横、九省通衢之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杂乱、是非风雨和各方文化的交融，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自然无法庭院深深深几许。
　　面对城市，我们习惯于用“阅读”这样的词语。而面对武汉，我想换成“感受”更真切，尽管它也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数之不尽的历史遗产、人文掌故。我们经常会误读一些词语，就像“草根”，在精英阶层看来，这是与他们相对的。而事实上，在生活中，谁也无法每天西装革履，我们偶尔需要高雅，大部分时间里，平淡、真实、略带小市民情调才是真正的生活。

　　满街盛开的“天下第一”

　　江湖。
　　江是长江，湖是东湖。“喝长江水长大”并不是说天天到长江舀水当纯净水喝，长江是一个标识，一沾上身就立马骄傲。武汉人去杭州，对西湖撇撇嘴：“我们东湖至少六个这么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论风景比不过，论规模东湖还是略胜一筹的。
　　江湖纵横，九省通衢。地理属性决定了武汉的“码头”特色，上至王公贵胄社会名流，下至走夫贩卒引车卖浆者之流，无论你是从南走到北还是从东走到西，武汉像是一座巨大的灯塔，指引着你前行的方向。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武汉人自然底气足了起来，什么人、什么场面没见过？有人疑惑地问，武汉人怎么就敢这么自信呢。你若想想，如果你生活的城市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第一商铺”、“万里长江第一桥”及满街盛开的“第一”、“一绝”，名片上如此多闪闪发光的头衔，你怎么可能不自信呢。

　　“天下江山第一楼”。1800年前，世界很不太平，当时我们国家有三大派系，东吴、西蜀和北魏。三大派系为了争盘夺地，自是年年征战不断。那个时候武汉还叫夏口，是吴国的地盘。有一天孙权带领部下侦察地形，站在黄鹄山（即蛇山）之巅，孙权觉得在这里建个岗哨应该不错，前临大江，后枕都城，敌军若是来犯，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孙权把想法一说出来，部下纷纷表示赞同，兴奋之余，孙权说了一句“以武治国而昌”。后人说，武昌得名因此而来，真实与否有待考证，当地官员的机灵倒是可见一斑。
　　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仗打完了，岗哨自是无用武之地，有眼光的商人却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妙处，临江负险，可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其下，亦能极望八荒九垓，江水东去云帆片片，于是在这里建了一座楼，命名为“黄鹤楼”，周围开发些饮食业，远方的客人可以在此歇脚休憩，本地居民工作之余也上来喝酒聊天，或者约朋友前来郊游。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城”和旅游景点。
　　500年后，一个叫崔颢的秀才流落到了此地。也许他初来乍到被人欺负了，也许他钱财不够没吃饱饭，谁知道呢？总之，他很悲愤地来到了黄鹤楼，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他想家了。可是家在哪里？古今的浪子大同小异，处处是家，又处处不是家。秀才把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化作一首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过了没多久，黄鹤楼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朋友多，自然饭局也多，黄鹤楼这一线成了他们的定点餐厅。有一天他的诗友孟浩然要出差去扬州，一干诗友约好在黄鹤楼为孟浩然饯行。酒毕，大家依依不舍，孟浩然说，李白兄，送我首诗吧。太白斗酒诗百篇，自是不会错过献艺的机会，于是纸起笔落间，一首新鲜好诗出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有了这两首诗，黄鹤楼从此名声大振。附庸风雅是人之常情，雅人或者俗人一拥而上，都赶到黄鹤楼来感怀、饯行。名气这个东西就像滚雪球，本是平平常常一座楼，千余年后已经戴上了不少神话的光环。外地人到武汉，当地的朋友个个都是义务导游，你可以不知道武汉分武昌、汉口及汉阳三镇，但你不能不知道黄鹤楼。尽管今天的黄鹤楼与历史上的相去甚远，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就像祖传的镇家之宝，也许一无是处，但它代表的是一种尊严。

　　天下第一街铺。在武汉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排连着的门面，第一家是卖电器的，第二家是卖服装的，第三家是卖热干面的，第四家，你猜是什么？谁也猜不到，可能是南杂店，也可能是冷饮店。汉正街的入口处更是把这一现象发挥到了极致。只有走进了它的核心地带，才会有大规模的片区出现，服装、皮具箱包、家用电器、鞋类、陶瓷、布匹、小百货、塑料、工艺品、副食品10大专业市场，均衡地分布在2.56平方公里的大市场。

　　最早，汉正街不过是条1632米的老街，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形成市镇，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至清朝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 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4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市场兴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上点年纪的武汉人，他们心中的汉正街，就像今天的步行街，古朴，宁静，休闲的好去处。而今天的汉正街，却是嚣闹，遍地的商品满街的人。同样是“天下第一”，与武汉人说到黄鹤楼的得意表情相比，他们总会回避汉正街。甚至有人说：“乡下人才去的地方。”5块钱一个台灯，6块钱一条牛仔裤，20块钱一件“羊绒大衣”，“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汉正街了，那里卖的全是水货。”言下之意，武汉人都不买水货。
　　然而真实的汉正街，无论零售还是批发，无论买家还是卖家，总听到一口口纯正的武汉话。在一些装饰品和日用品的商铺前，打扮时髦的美女成群结队。也许走出街口他们会抱怨这里“脏乱差”，但是生活用事实证明：我们需要汉正街。

　　万里长江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天的清晨和黄昏，是武汉长江大桥最繁忙的时候。桥的上层，公车、的士、来往行驶于武昌和汉口的汽车，18米宽的车道看上去仍显拥挤。下层是铁路双轨桥，火车像一条巨龙轰鸣前行。桥的下面是长江，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汽车、火车、轮船同时穿行于武汉长江大桥，像一场交通工具的集中汇演。
　　若是要观景，此处是不错的选择。桥的两端均建有离地面35米高的桥头堡，从底层大厅至顶亭，共七层，有电梯和扶梯供行人上下。附属建筑和各种装饰协调精美，堡亭高出公路桥面8米，两层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在桥头堡内的地面大厅里，有大型雕塑。桥面两侧，齐胸的铸铁镂空栏杆上，铸有各种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大桥两侧各有143块花板对称排列，花板上印刻着“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等题材。 站在大桥桥面，可俯视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艘艘轮船来来往往；龟山之巅是耸立云霄的电视塔，而黄鹤楼则屹立在蛇山上，城市近年崛起的高楼鳞次栉比。
　　若是不赶时间，建议乘坐轮渡，从武昌到汉口，也不过十余分钟。这似乎也是武汉人习惯的出行方式，一块五一张的船票，比公交车只贵三毛钱，但领略到的，却是全然不同。坐船的人，安静坐在座位上的并不多，大都凭栏而立，享受着徐徐江风，观望着或远或近的风景。
　　回程时步行，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路走过来，除了桥的风景，还有人的风景。在桥头，我有幸看到了楚剧的现场演出，两块钱一张票，不限时间。看戏的，多半是老人，他们半闭着眼睛，嘴里哼着小调，跟着演员的表情摇头晃脑。演员里有票友，也有从专业剧团退下来的，演出的间隙，演员们一个个过来，纷纷要求留影。他们对镜头并不陌生，只是对数码相机陌生，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从胶片到数码，几十年光阴。
　　就让时间和着江水，一并东流去吧。

　　中国朋克第一城。“武汉是中国最大的朋克城市。”守牧者乐队的队长张恒如是说。我问，那北京呢。张恒没有回答，我想，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武汉是全国最具朋克精神的城市。
　　这一夜，在首义园的WEST西栈酒吧，我见到了武汉摇滚圈的领军人物：杜威，和上海申花足球队队长同名。杜威也是队长，乐队名称叫“消逝的河流”，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不过他们玩的不是朋克，是重金属。我问到两者间的区别时，杜威说，重金属的风格更讲求旋律上的唯美，技术含量更高，需要具备更多的乐理知识。而朋克，“是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演唱。”
　　然而在我听来，无论重金属还是朋克，都有够直接的。酒吧里的舞台很小，五平方米左右。吉它、贝司、鼓手再加上主唱往台上一站，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空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激情的演出，一首首歌，不像是唱出来的，是喊出来的，“每个人都有抒发感情的权利，我们的方式是音乐，最直接的音乐。”观众把酒吧挤得满满的，我听不懂他们在呐喊什么，大概他们也没听明白台上的乐手在唱什么，只是高举着手中的酒瓶或者香烟，撕声尖叫。
　　演出的门票是二十块钱一张，是下午我碰到的楚剧演出门票的十倍。当然，这都不算贵，张学友《雪狼湖》的门票，最低也要一百八一张，而且早已销售一空。
　　来听摇滚的，多半是学生。李影，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穿着夸张的衣服，鼻钉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不管在西栈还是VOX（另一家经常举办摇滚演出的酒吧），只要演出时间合适，我都会来看。听了也有十几场了，我从来没听懂过他们唱的什么，但这不重要，我就是喜欢这种新鲜刺激的感觉，很HIGH。”在谈到武汉这个内陆城市为什么会如此“朋克”时，张恒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你想想，武汉四十多所大学，该有多少年轻人。他们需要用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朋克的直接让他们找到了知音。”
　　WEST西栈酒吧的对面，是一间老岸咖啡吧，里面坐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放着温雅流畅的爵士乐。如果有机会，他们会选择到咖啡吧为客人演出吗？张恒坚定地摇摇头，“给他们演出，我们会觉得难受；他们也不可能接受我们，会觉得我们完全是在制造噪音。既然这样，大家各玩各的，只要都开心就行了。”

　　吉庆街的“四大天王”

　　很不巧，我们到达吉庆街的时候，麻雀已经回去了，老通城因为身体不适没来，“四大天王”在场的只有黄瓜和拉兹。拉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上面赫然入目印着“四大天王 拉兹”的字样。他背着手风琴，缀着闪闪发光的耳垂，在客人群里穿梭弹唱，谈笑自如。
　　吉庆街，长170余米，宽9米。两旁的人行道，若是清晨时分看来，是一条标准的两车道，容得下两辆卡车并行；而在夜晚时分看来，则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市场，人行道上摆满餐桌，客人纷纷就座，身着唐装旗袍的服务员喜迎来客。即使桌与桌之间的空隙，也被卖花姑娘、擦鞋工和艺人们占满。
　　人不分南北，客不论东西，在吉庆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来观望，一切都再平常不过，“陶红拍《来来往往》时到这里体验生活，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左边的一桌是一群老外，他们拿筷子的姿势一点都不笨拙；右边是北京来的客人，据说，他们经常在周末打个“飞的”跑来武汉，住五星级酒店，然后只为到吉庆街宵夜；前面，是本地的一家人，大人带着小孩，妻子一边给孩子喂食一边抱怨太吵闹。
　　若是不吵闹，又怎么叫吉庆街。入口处的一副对联上写着：“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稠长的岁月里，觥樽交杯间，弦歌之声中灯笼映照着每个来客的脸，生活秀，多么贴切的形容。
　　这里的吃食并没有什么特别，换句话说，这里能吃到的，别的地方都能吃到。但是这里能看到，能享受到的，别的地方却没有。从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到次日凌晨，吉庆街上演着一幕幕交响曲，京剧、黄梅戏、湖北大鼓、二人转；琵琶、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通俗、民歌、摇滚、歌剧……无论是离我们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还是唱臭大街的《两只蝴蝶》和《冲动的惩罚》，在这里，你只须花到十块钱，就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用一位艺人的话来说，“你买张正版CD还要好几十块”。
　　单曲10元，乐队合唱30元，漫画20元，素描40元，“单个娱乐项目不超过50元”，这就是吉庆街的消费标准。当然，你还可以还价，“十块钱三首，唱不？”假装犹豫片刻，然后爽快地成交，三首唱毕，十块，走人。也有不肯减价的，“老板，我唱不好，你叫声停，你一分钱不把我走人。我唱得好，老板你就多赏点。”把气一沉，嗓音一开，丰富的表情，不输于舞台上的歌星。“歌星还有假唱的嘛，我们吉庆街没有。”多半，艺人唱得如痴如醉，客人听得心花怒放。
　　时光倒退二十年，这里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排档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艺人来这里献唱，伴随着擦鞋工、卖花姑娘和琴童的进驻，吉庆街逐渐形成了规模。人多的地方，势必混乱，酗酒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几度取缔，然而吉庆街就像顽强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武汉本土作家池莉在小说中写道，吉庆街每取缔一回，其实是无形中为其做了一次广告。政府意识到堵不如疏，于是在2001年介入管理，并进行整顿清理，所有艺人经考核后持证上岗，并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
　　吉庆街的艺人，也是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最早，这里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吹拉弹唱无所不包。很多擦鞋工看着唱歌好挣钱，于是纷纷放下鞋架，买一把吉它或者二胡，找个老师练练嗓子，一两个月后再出现时，已经俨然是“艺人”派头，哪怕还只会弹一个和弦，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当然，吉它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件饰物，客人们需要的，也无非是即买即得的快意体验。唱上一段时间，感觉唱歌太辛苦，而且毕竟是“速成班”的，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还是干回老本行，接着擦皮鞋好了。也有赶时髦的，从“艺人”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拿着一部相机，“照相容易学嘛，只要会按快门，赚得不多，不过不辛苦。”
　　吉庆街的名气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多，艺人们的“出场费”也逐渐有了高低之分。为了能拿到更高的“出场费”，开始有人以“天王”自诩，一时间，吉庆街遍地是天王，客人饱受伪劣“天王”之苦。在艺人们的自发组织下，吉庆街评选出了公认的“四大天王”：麻雀、老通城、拉兹、黄瓜。

　　四人各具特色，名气最大的当属麻雀，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成了吉庆街的代名词。“他可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雪村的专辑开发布公，专门请麻雀去参加，负责来回的机票，还当面夸他，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麻雀90年代从安徽来到武汉讨生活，起初不知遭过多少白眼，终于凭着实力，在吉庆街站稳了脚。接着从安徽拉了很多同乡过来，并形成了今天吉庆街阵容庞大的“安徽帮”。
　　吉庆街的艺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凡留着一头长发，看上去，像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摇滚青年”，他说他已经年过30了。30岁的王凡16岁辍学出外打工，后来迷上了画画，于是四处访师学艺。挣了点钱后，王凡回家读书并考上了大学，“一支笔，几张纸，晚上就在吉庆街画画，客人要什么就画什么，大学几年的学费都是这样赚来的。”大学毕业后，王凡背上画板，绕着中国转了个圈，“一般人去旅游要考虑很多问题，对我来说，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走到哪画到哪，挣够了路费再赶往下一个地方。”走遍了中国的王凡，还是回到了吉庆街，“不管走到哪里，我还是会怀念吉庆街，客人也好，（餐厅）老板也好，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亲切。这么说吧，我像一条鱼，吉庆街像池塘，我没办法离开他了。”
　　杨阳，中国汪派琵琶第三代嫡传弟子，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会员，厚厚的镜片里透出睿智的光芒。常年的吉庆街生活，并没有改变他身上高贵的音乐家气质。本可颐养天年的杨阳，因为儿子在乌克兰学习钢琴需要巨额学费，于是和几个老伙计组成一个乐队，来吉庆街献艺。曾经的社会名流，而今整日与江湖艺人为伍，并面对客人的挑剔和责难，最初多少有些难为情。“我在这里经常碰到我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些很不能理解，觉得我这个老师给他丢了脸。有个学生，有次见到了我，转过头去装作不认识，我以前教他时，经常单独给他开小灶，没想到现在他这样对我啊。”近而近之，杨阳也就豁达了，开始坦然面对这一切，偶尔和客人聊聊天，不再躲闪媒体的采访，“有个学生，带着他的朋友来这里吃饭，看到了我，拉我过去向朋友介绍我，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杨老师，你要保重身体啊。”说到这里，杨阳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摘下眼镜来擦了擦眼角。
　　客人与客人间细小的夹缝，对艺人们而言，是一个个巨大的空间，意味着即将上演的一出喜剧或悲剧，和金钱。刘喜年，《武汉晨报》的漫画作者，对吉庆街的过去和现在了如指掌，“我为什么喜欢这里？因为好挣钱啊。漫画好画，客人要的也就是个快餐式的体验。” 刘喜年拿来一副扑克和一张《怎能孤芳自赏》碟片，“每张扑克牌上是一个艺人的漫画，碟里收录了吉庆街的经典歌曲，看完后你会更加了解这条街。”
　　夜色逐渐朦胧，抬眼望去，悬挂着空中的灯笼映照着远处楼房上雕花的栏杆。有人大声划拳，有人浅笑低语，恣意或者狂荡，皆淹没在酒香和喧闹中。手翘兰花指的“潇洒”，声悲泣下的彩虹妹妹，素衣长裙两条辫梢垂在胸口的卖花女，手持黄瓜让人猜不准性别的“黄瓜”，背着吉它在阴暗的角落里小憩的姑娘……这里没有舞台，这里是展现世间百态最大的舞台；这里没有笑声，这里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这里没有黑夜，这里的一切没有一样看得清楚；这里没有聚散离别，天下熙攘，我们来过，旋即离去。

　　美女和扁担，两不相关

　　“扁担”和美女，本是两不相关的，各走各路，各行各事。然而有了一条汉正街，美女们靠它穿衣打扮，“扁担”们靠它养家吃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扁担”和美女在这里并肩而行，虽然彼此都不会多看对方一眼。
　　在电影《青红》之前，王小帅拍过一部《扁担姑娘》，讲述了一个叫冬子的“扁担”和歌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电影中的“扁担”很自卑，对生活缺乏勇气，对明天的生活找不着北。中国的电影向来习惯了苦大仇深，看过之后我不太以为然，不过还是勾起了我到了武汉一定要去看看“扁担”的欲望。

　　扁担是一种原始的运输工具，我们常说的“肩挑手提”，前面二字指的即是扁担。而在武汉“扁担”是一种职业的别称，他们存在于汉正街，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上面绑着绳索，有的还绑着一瓶茶水。扁担们的工作是帮助主顾把货物搬运出汉正街，当然，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时，他们也会把货物挑送得更远。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有些像时下流行的“SOHO”。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SOHO”，甚至不知道“SOHO”和“SOHU”的区别。
　　踏入汉正街伊始，街口是川流不息的小四轮和随处停放的板车，我不由得有些担心，这些运输工具的进入会不会导致“扁担”的淘汰？我问街边一个摊主，这里还有“扁担”吗？摊主热心地告诉我，往里走，“扁担”主要集中在服装和布匹区。
　　从见到第一个“扁担”开始，更坚定了我对中国电影的鄙视。“扁担”们是快乐的，他们尊重自己的工作，尊重肩上的运输工具和主顾，对生活也没有失衡感，我问他们有没看过《扁担?姑娘》这部影片，他们一概摇头，并且告诉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电影。他们只知道要踏实地生活，勤恳地工作，悲天悯人是文艺工作者的事情。
　　“扁担”的收入不高，挑一趟货物的收入也就三四块钱，运气好一天能挣上五六十，普遍每天的收入在二十块左右。对采访和拍照他们并不拒绝，有的还会主动搭上来和我们聊天，聊汉正街的故事，聊他们的生活。32岁的代师傅来自湖北孝感，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广州的几幢高楼都有我的贡献呢。”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生活，代师傅来到汉正街成为了“扁担”中的一员，一趟货物重则百把斤，轻不过几十斤，帮客人挑到路口，事先都谈好了价钱，于是很少出现扯皮的事。几年下来也积攒了一点钱买了辆板车，扁担还是插在车上，“轻点的货物，还是用扁担挑的。”
　　我对他们提出了我的疑问，既然有了更好的运输工具为什么还要保留扁担呢？代师傅说，汉正街人太多，小四轮和板车经常走不动，扁担挑起来还方便些。为了印证这一观点，代师傅还指了指前面，那里每天11点都堵车，一步都走不得。我问，可能也是一种习惯了吧，你们习惯了这种肩挑的生活，汉正街也习惯了你们这种肩挑的方式。代师傅没有言语，点了点头，然后把扁担从车架上拿了下来，放在手掌心磨了磨，那种眼神，就像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从汉正街出来，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汉正街，和“扁担”聊天。朋友惊诧地说，我只听说过“玉米”、“凉粉”和“盒饭”，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个“扁担”啊。我哭笑不得，这个疯狂的“超女”夏天。
　　汉正街也有美女，他们用流利的武汉话和摊主讨价还价，多半是买些小物件。旋即，打个车奔江汉路步行街而去，也有不急的，端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宛如在自家饭厅里，外地人可能觉得奇怪，但在本地人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淑女形像？武汉的美女们本来就是又香又辣的，“淑女”是她们的心灵而非外表。像每个城市的步行街一样，购物、休闲、养眼三大功能，汉正街一个都不能少。但美女们对汉正街是又爱又恨，爱它的休闲，爱它的东西便宜而集中，爱它们养眼，但又恨它的不入流：人太多、水货多，不如江汉路那样青春与古老完善地集中于一起。于是内心一边不以为然一边又离不开它，让人又爱又恨的汉正街，真象一个情场老手，让美女们矛盾重重。
　　有人说，一条江汉路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整个汉口的历史。江汉路本名“广利巷”，英国人在汉口划分租界后，改名为“太平路”。后来英国人为讨好地皮大王刘歆生，又将此路起名为“歆生路”。1927年英租界收回，这条由江边一直通向循礼门的长街才有了“江汉路”的名号。在2000年年被规划为步行街后，它成了汉口最闪亮的一张城市名片。 
　　昔日的辉煌掩藏在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和橱窗后面，江汉关一如它那安静且巨大的阴影，除了名称，已经很少被人记住。购物中心、写字楼、美食、娱乐，这些更年轻更新鲜更时髦的事物构成了步行街。熙熙攘攘的人们不会考究他刚走过的路面和哪位古人有关，他们更在乎，两旁的商铺今天有没有打折。
　　步行街，从字面意义来理解，是不能通车的。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走完这几千米路程，于是有了电瓶车，两块钱一个人，开得很慢。一路过去，印象是一家紧挨一家的商铺，招徕顾客的音乐，还有河流般的人群。那些漂亮的西式建筑，门口悬挂着“XX银行”、“XX药店”的招牌，历史留给我们的，到了今天不过是一堆简单的物质支撑。
　　风格各异的建筑，石柱回廊，拱顶圆窗。镶嵌在外表的墙、砖、铸铁及细节装饰，让人忍不住走上前去，细细打量一番。这里像是一场万国建筑展览，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这里的建筑也像这座城市，南来北往的客人都留下自己的印记。46米高的江汉关矗立于路口，凝重庄严，楼顶的钟声在武汉三镇的夜空上飘扬达半世纪之久；建于1913年的日清洋行与江汉关隔街相望，壁柱分格，线条丰富，文艺复兴式风格；建于1946年的永利银行（民生银行）是解放前武汉最后一栋大型现代派建筑，对面的台湾银行交融东西方古典主义，楼顶两侧各有四个女性用背部托起地球仪的雕塑，风姿绰约；出自建筑大师卢镛标之手的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银行，分别建成于1935年和1936年，造型简洁明快，它们的意义不仅限于建筑本身，这两栋大楼一举扭转了汉口建筑由洋人垄断的局面……
　　任周围的大厦高高耸起鳞次栉比，在今日的繁荣面前，我追忆着往昔的光辉。闭上眼，是“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的诗句。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江汉路，有人把它称作“小香港”。繁盛一时的人民饭店、璇宫饭店，孙文先生题笔“精益求精”的精益眼镜店，国货百货大楼，冠生园，四明银行……尘嚣远去，几樽象征“老武汉”的铜雕，几分古朴和怀旧的情调，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带着几分夹生——这是大多城市的硬伤。
　　还是慢慢走吧。下得车来，美女们从身边一一走过，一家挨着一家商铺地逛，并不见买什么衣物，也许他们本来就不是来买衣物的，她们的打扮已经够炫了，在步行街，只为在人群中再“秀”一把，秀过瘾之后，回到家里还能多胃口大开多吃一碗饭，然后再担心长胖再来“秀”，可谓良性循环让扁担与路人大饱眼福，回家也开开胃口。一个绿色的消防栓边上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孩童，抱着消防栓兀自笑个不停。不远处，两个老人在绿荫下面已经睡着，身边游人走过，不抬一下头。再往前一点，是一个下棋的铜雕，一堆人围在旁边，一眼望去，分不出哪个是真人，哪个是铜人。前面还有玩滑板和滑轮的街头少年，吹着口哨，呼啸而去。
　　我们的幸福，其实都是一样。

户部巷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