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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石门坎旅游景点介绍(附图)

发布时间:2008年10月11日 编辑:小莫 访问:86851 评论:31条 发表评论! 纠错!



  石门坎是贵州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我在卯岭南贴山行走,寻访那些在记忆中拼接历史碎片的人群。这个村落便成为牵挂,石门人一次一次进入我的笔端,讲述和歌呼,我一次一次走进石门,聆听石门人的回忆,聆听群山环抱中空谷足音。
  此地在何方?云深不知处。
  在生态版图上,石门坎原本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深,行路难。到了机动车时代,石门乡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居住着所谓“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苗族。苗语称石门坎为“卯岭南”,苗文写作 "hmaob lis naf",有两种解释:一说意为像岭南那么兴旺的苗族居住地;另一说为从利亚那搬迁来的苗家,二者都寄寓对好生活的向往。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


  石门坎近百年历史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文化视野中别有一番景致,这里曾经是文化“圣地”,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异军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多个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风云叱咤,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的成就,文献这样记载: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一种文字和平民教育运动
  这段历史发轫于上世纪初的一次文字创新。创制苗文,是基督教深入苗区的利器。第一位扣击石门、开辟石门的是英国牧师柏格理 (Rev. Samual Pollad),初到石门坎,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族杨雅各和张武为师,认真学习苗语。从此凡到石门的牧师和教师,都要求熟悉苗语苗文。石门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学校。
  自古以来苗族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1905年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称小字母和大字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
  有趣的是,他们研究了大花苗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于是一个神话开始在苗区传播: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 英语世界称之“坡拉字母”(the Pollard Script)。借助于类似“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新创制的文字获得了苗族认同,也获得了传播力量。
  苗文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套苗文用于苗族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运用神奇的老苗文,牧师们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赞美诗,杨荣新、王树德修订的译本流传至今。学校用它来编写教材《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发行苗文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乐意学会用自己的文字,通信记帐,记录民族诗歌、故事、传统知识。
  这套文字帮助苗族提高了文化地位。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地区。云贵川边境苗区许多苗族同胞能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据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平民教育帮助苗族摆脱了因文化落后遭受的民族歧视,当时,威宁苗族人口中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也超过汉族。
  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受到苗族的热爱维护。三十四十年代,苗区教育规模和教会规模扩大,引起国民党的不安恐慌,甚至屡屡惊动蒋介石。在行政中央授意下,贵州省政府密切监控石门,并曾计划“开发”石门坎,取缔教会学校、取缔老苗文传播。此动议立即遭到知识分子抵制,苗族革命者张斐然为苗家使用老苗文权利,向当局政要据理力争。维护苗文体现了苗族鲜明的民族立场。

          
        一位英国人和一个贫困民族

  透过石门坎历史风云,人们看见一位英国传教士的身影。
  柏格理先生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公会。柏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弱冠即渡海东来,22岁来到中国,在西南传教近三十载,一生充满传奇,石门坎是他为苗族献身的地方。
  柏格理牧师开辟石门,曲曲折折。他早年因为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向彝族传教经年,信奉者不多。一天,来了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和柏建立深厚友谊。从此贫穷却十分虔诚的大花苗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柏牧师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1904年,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柏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围地丈量,竟然得到土地八十余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第二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便是石门坎选址的传说。
  柏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象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柏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因此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柏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柏格理推动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创制苗文、传教和办学的过程中,他传播西医科学知识,是第一个在乌蒙山区推广接种牛痘疫苗的人。从英国引进接种疫苗技术,最终控制了当地的天花。他倡导互助合作性质的储蓄会、公益场,启动集市贸易,发展苗区经济。
  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死于伤寒。石门千人痛哭,安葬先生。人们说,他是我们的。守候多日不愿离去。这位英国传教士独立于官府与土目,愿意为弱势族群鸣不平,不顾生命安危,以心传心。柏格理和一批传教士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产生巨大社会感召力,超越民族边界,引发了川滇黔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基督教皈依现象。以石门坎为锡安圣地,逐渐扩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组织。据载到40年代,川滇黔边区约百分之八十苗族信奉基督教。

  一所学校和一百所学校
  如果说开启石门、苗区脱离文盲境地归功于创制苗文和平民教育运动,那么苗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得益于推广现代教育的教会学校,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循道公会在中国提倡通过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来推动宗教的传播,提出“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政策主张。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柏格理带领汉族老师到石门坎建教堂创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1912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传播教义,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通过宣传苗族“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
  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在此成立,石门坎由此成为基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教会带领苗族义务投工投劳,先后建立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曾有大小建筑42幢。后人赞叹,“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石门办学很有特色,每年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深受民众欢迎,以至于演变为民俗。老人们还记得1934年运动会盛况空前,两万余人参与。比赛时,学生对学生,农民对农民。运动会远近闻名,带动云贵边区体育发展,光华小学的足球和长跑项目每每夺魁,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1943年朱焕章校长把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该校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区分设分校。至1950年,管理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卫生学校、1所神学校和一些医疗机构。
  石门坎成为川滇黔三省边区人才中心。前40年,学校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其中本乡本土的医学博士吴性纯和张超伦,最令石门人骄傲,因为吴医生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庞大教育体系的总部,文化版图日益扩大:从一所小学发展到百余所学校,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


  以苗教苗:石门知识分子回归
  为什么石门坎发展时期人气兴旺?关键在于,石门坎教育系统不仅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
  观察石门坎百年的风云人物,我注意到:这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20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发蒙。父母是为孩子也为家庭作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则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这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老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石门学校的教师来源也是开放的,办学初期,由柏格理牧师在昭通聘来的汉族和回族老师任教共十五人。直到十年后培养出一批苗族老师,汉族老师才陆续离开。汉族老师和苗族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微,一年只有六块银元,只够当年盐钱。老师衣食来源,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的包谷学费维持,如果学生少,只有靠家中自产的包谷维持。教师安心工作,按时开课,风雨无阻,灾年也不间断。


  不论出生在哪里,许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与石门坎紧紧相连,比如朱焕章校长、杨汉先校长、杨忠德校长,以及我所拜访的张继乔老人、王德光先生、杨忠信先生、杨明光先生和很多远在他乡的人,获得人们长久记忆和尊敬。就社会生命而言,他们本土化了,象生于斯长于斯的石门人一样书写着石门历史,为苗区教育倾心尽力。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很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地忘却了自己的由来。而石门教育的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西部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生在中国西南苗疆边区的故事,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现象、教育现象本身,而是一场颇具现代性意涵的“乡村建设运动”。《石门坎溯源碑》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正是石门乡村建设运动的写照。
  英国牧师张道惠 (Rev. Henry Parsons)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大部分时间在石门。张牧师主持了石门的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实业教育,如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公益事业,如修建麻风病院、孤儿院、植树造林、修建乡村公路和赈灾救济。这些计划与21世纪今天各个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如出一辙。在扶贫发展领域,石门坎乡村建设也是先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在河北定县,晏阳初博士开始了著名的定县实验调查和平民教育,以后由识字教育转变为乡村建设。在江苏南京,陶行知博士宣传生活教育和师范教育。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开辟了乡村建设实验区。而在中国西南发生的这一场影响久远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则是英国传教士和本地贫穷的知识分子。对比中国西南隅的场景和东部平原“海归”博士们演绎的一幕,既相仿佛又相区别,呈东西遥相呼应之势。个中意义,耐人寻味。
  共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都是乡村教育运动之领军人物,皆以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以视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一种重要尝试。同时,他们大都接受过英美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知识分子推行的现代教育理念,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这个进程包含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重新建构。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创造新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位于东部平原、汉族农村,一个在西部高原、苗族山寨,两个地区上演了两种式样迥异的乡村建设运动。东部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重研究阐述和学说倡导,教育史上闪烁着教育家的思想之光,而尘埃落定,博士还是博士,平民还是平民,东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就凝聚为个人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西部石门坎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之有别,领导者重实践轻著书立说,许多传教士在文献中默默无闻,而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中脱颖而出,文盲成为学者,平民变为博士。建国初,石门学校为贵州省各级政府机关输送了一批苗族知识干部,因此“西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收获是社区整体的成就。


  本土与世界:一个村落的百年兴衰
  在千年历史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变化多端的战略和体制来打造族群关系,整合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最终不离武力镇压和威权统治之根本。这一层策略,从“威宁”、“昭通”、“武定”、“镇远”这些西南地名上就可以清楚读出。作为结果,被挤压到边缘的少数民族比如石门坎大花苗这样的族群,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与世隔绝,与政权疏远,所谓不知王化,没有国家意识。但是西式教育制度的进入,则成为历史转机,使成千上万少数苗族接受现代知识,一度超过汉族和彝族等民族,跃迁为文化先锋。
  那么,是什么使得苗族比其他民族更加热衷教育?获得城市教育资本的优秀学子为什么主动回乡?为什么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在这里失灵?当时教师待遇微薄,既无经济上的利益驱动,也无法律约定,没有签订过类似定向培养的合同。能够回到贫穷的石门坎来,他们心中自有一种守持的力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
  石门坎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布衣子弟,他们勤奋学习之举包含着一种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尽管这是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最终并不信奉基督教;其二,尽管许多学生不信教,他们对于民族教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和平时期,毕业学生怀抱这使命回到乡村,办教育、服务乡梓。在战争危难时期,民族使命转化为政治操守,激励他们中站立起民意领袖和民族英雄,保家卫国、反抗压迫。
  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融入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即便自己的本土文化后来也被“宏大历史”所撞击和消解!
  石门坎历史属于本土,也属于世界。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洗礼,许多老房子化为残砖碎瓦,许多老人消失在尘埃里。今天来石门怀古,已经难觅当年“光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泱泱”的盛况。村民、学者、信奉者和寻访者被这个荒远地方吸引,纷至沓来,并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记录了他们的跋涉和思考。
  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五十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传、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外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给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给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注视着世界。


  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
  伯格里去贵州之前,那里没有教会学校,只有云南有。威宁处于三省交接,在历史上,威宁属于过四川、云南、贵州,它伸进云南省界,但属于贵州,是贵州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20世纪40年代以前,历经20年中建起的教会学校,以苗族为主的教会学校。
  柏是开创性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运动,他开了一个头,打好一个基础,这个运动自己在扩展。扩展的主体已经不是传教士了,而是当地少数民族。
  98年元旦去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我知道这个地方更早,是在90年,当时带一个课题组到毕节的一个边远地区,那是第一次去贵州,作一个贫困者行为的研究,那离石门坎还有100多公里,属毕节的边远地区。为92年一本书作的。毕节也有少数民族社区,当时我们经常在乡间走,一次走在一条山道上,远远看到一个女孩蹲在路边看书。我走过去向她问路,同她聊天。聊了一会我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她有点害羞,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给我看。塑料皮包,上面写语文,我说给我看看行吗?她想了一会,拿给我。我一看,是圣经。很偏僻的一个山路上,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看圣经,让人很奇怪。带路的乡村班干部讲起民间对石门坎的传说,他也没去过,只是听说,就把他听到的故事很普通的讲了一遍。石门坎会和我以后的研究或生活有什么关系,从来没有想过。但在我心里留下烙印。
  90年调查完后去威草海看学生,离石门已经很近了。但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石门,与石门擦肩而过。
  96、97、98与朋友一起作贫困监测研究,在全国选6个贫困县,而在贵州选的是威宁。调查工作作完后,我给石门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此时我已知道石门就在威宁县。同县政府联系了几次,他们终于答应给我派辆车。一个烂吉普。
  短期认识,构建一些框架。为以后再去作准备。
  再次来到是2001年。2个月。一共3个月。前面一个月去了威宁其他乡镇。夏季。
  2002年春节
  一个组5个人,在当地请了些助手,老师、学生。
  格格里同时期传教士拍的老照片。张道惠摄。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从小在那儿长大,一口苗话。
  张济乔,现在88岁,在英国专程拜访。他住在英国南部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岛上,
  沈自称是一个不会讲故事也不会写故事的人。图片来之不易,1999年去英国读书。
  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2002春节)


  汉、彝、苗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汉、彝是金子塔结构,最高统治者的产生是一级级向上爬;而百年前的苗族,因为都很穷,解放初对苗族的调查,最富裕的是中农,没有富农,大部分是贫农。那这个社会怎么产生王呢?领袖人物的产生是时势造英雄。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一个特殊人物站出来代表大家,民众认可他,伯格里正是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的。传教士成为民族英雄。民间流传一本书叫“民族救星”,政府默认的一种民间文化,90年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乡村干部告诉我的,但他们不给我,如果我从其他途径得到,同他们没关系。后来我找到了。
  族群关系,苗族在基督教传入时,处在农奴和半农奴的地位,在彝族地盘租种彝族的土地。与汉族的关系,是政治上或官府的关系。在宗教进入前,他们没有国家的概念,语汇中也没有国,有民族。看见汉族,知道是官府的人;看见彝族,知道是土司的人,是汉人、彝人欺侮苗人。识别民族比较浅显。
  后来通过苗族的识字课本,才建立起国家的概念,教育的结果明显表现是抗日时期参加抗战。如果没有国家意识的教育,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的,保家卫国。
  第一次到年丰村,住在二嫂家,吴传道家,他的女儿是我们助学计划中的一个孩子。孩子也作了一个小传道。在照片中看见她传道时,我很激动,她长大了。住他们家时,沈和这个女孩睡一个被窝。走村里人唱歌送我,送给我一个外衣(披风),像一个铠甲,没有扣子,穿起来很麻烦。
  村里只有两家彝族,和苗族一起生活,也愿意穿苗族衣服,进教堂,苗话说得比谁都好。
  信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获取社会认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的循道公会教堂,我都仔细观察,傍观者。
(文:沈红)

景点信息

  地址: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中水镇
  门票:没有门票
  石门坎网站:http://www.shimenkan.org/(有文集和图片)
  交通:在威宁县城乘云南昭通方向的客车到120公里外的中水镇,车资15元;然后转乘到石门坎的面的,车资30元,人满发车。石门坎位于中水镇北约40公里的乌蒙山深处,原有中巴直达,后因该方向乘客极少,无法经营,故改为面的。中水镇至石门坎山路极差,40公里的路程面的竟开了两个半小时。
  食宿:石门坎街上有旅社、汉族餐厅和回民餐馆。住宿5-10元。

旅游小贴士
  1、石门坎赶场日:逢1、4、7日。即每月的1号、4号、7号、11号、14号……如此类推。
  2、石门坎在地图上和行政区划名为“石门”,所以在地图上只有“石门”这个地方,而没有“石门坎”。

景点相关资料

  石门坎(苗语:hmaoblisnaf),是中国贵州威宁的一个乡,称为“石门乡”,著名苗族村寨,人口约14000人。石门坎位于乌蒙山腹地,目前经济靠煤矿开采支撑。
  石门坎原为苗族一支大花苗的聚居地。1905年,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应大花苗的邀请,来当地传教。柏格理在当地兴建了教堂、医院和学校,并为当地苗民引进了土豆、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农业试验场。他还为当地苗民改进了土灶和纺织机,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历史上第一次为苗语创建了书写系统:滇东北老苗文。柏格理及其他传教士还试图按照西方的习惯改良当地的风俗,引入了多种体育、文化运动,并坚持举办端午节运动会,成为全苗族的盛会。
  在短短时间内,石门坎一跃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全民受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汉族地区,石门坎中学校友中甚至拥有博士两名,23人进入了大学学习,著名人物包括杨汉先(贵州大学副校长、创建人之一)、张超伦(纽约大学医学博士)等。当时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1948年10月9日,石门坎发生5.8级地震,造成了沉重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门坎逐渐衰落。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下,石门坎的基础设施破坏殆尽,苗语教学一度被完全停止。目前石门坎已经成为威宁最贫穷的地区,失学率极高,氟中毒现象普遍。
  目前,香港乐施会在当地推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

景点图片

  小男孩的姿势颇似庚茲博罗的名画《蓝衣少年》。石门坎教会学校发展,使乌蒙山区2/3的苗民由此扫盲,甚至产生了两位医学博士。至今虽然这里苗族的文盲率仍远低于汉族,但1949年后再没有出现一个本科大学生。


  礼拜日石门坎教堂中的听众
  "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做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他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伯格理《苗族纪实》


  传教士的别墅,当地人称为"石房子",现在是石门乡政府的办公楼。楼前的草坪与柏树一如当年的原貌。
 


  葬礼上的唱诗班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22岁来到中国,1915年在石门坎护理受伤寒传染的苗民时不幸以身殉职。
前赴后继的传教士以其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引发了川滇黔苗民的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伯格理在民间流传的《苗族救星》一书中被誉为民族英雄。
 


  伯格理故居遗址
  “房屋分为三间,隔墙由黄泥筑成,...虽然付出了冒各种风险的沉重代价,但要我说曾经在何处存在着天国精神,那就在这小小的屋子里,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就坐在桌子旁边同我们一起掰碎面包。”——伯格理《苗族纪实》


  已经荒废了的张道惠牧师主持修建的的游泳池
  伴随基督教而嵌入的西式教育使石门坎跃迁为文化先锋:在中国首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建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足球场和西医医院……石门坎因此成为苗疆文化圣地。
 


  42岁的李文梅在家中忙碌。
  “他的房屋建筑得非常粗糙,但里面却清扫的特别干净。苗族妇女看起来与汉人大不相同,她们的头发都梳为锥形样式,身着短外衣。地上是一笼木材火,火上是一口巨大的铁锅,他们正在煮荞麦饼和南瓜”——伯格理日记
 


  第一次休假中的塞缪尔.柏格理
 


柏格理夫妇和他们的长子

摄影并摄影手记:关海彤

本景点最后修订时间:200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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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评论(31)最新评论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4-11-16 20:35:39
    中国人民,应当永远纪念和感恩伯格理先生。他所秉持的良知信念与伟大人格,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启示。神是存在的,良知是神的种子!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4-10-21 16:50:43
    要说世界给予其他民族造成最大灾难的民族,不得不说还是我们汉族人,希望苗族同胞们生活能越来越好。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4-25 20:56:14
    这儿是我的家乡,那儿生活着贫苦的农民。我们。。。。我们。。。。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4-05 22:20:44
    清末年间山东省巡抚丁宝桢,何许人也?贵州平远(今织金)牛场人,咸丰三年进士,又经殿试选拔留翰林院。后毁家纾难,带领亲兵帮助贵州巡抚治理该省五六年之久,继任长沙知府、岳阳知府、山东按察使、护理山东巡抚、山东巡抚。这个洒得出奇的丁大人在东省巡抚任上,不仅治理黄河水泛劳苦功高,他构筑黄河大堤功成迅速,且无豆腐渣工程,还费用没有使用到原来预算的一半,剩下的大半费用却分文不少地退回朝廷(这样的大洒瓜谁再去找出一个来,我算你有本事),还独自决断诛杀慈嬉太后的宠宦——敢于“以身试法”、人见人恨的安德海;他大兴文教,创办山东书局、尚志堂等,还著有一册《劝孝歌》发放全省幼童诵读和习字;又在朝廷发起的自强运动中积极开展和推进洋务,用本省的银两创办山东机器局、构筑海防炮台、买兵舰、训练水师,保卫着东省八千里洋面(这本该是朝廷拨款);在京城危急、各路兵马畏缩推诿观望之时,他却独率东省精兵自带干粮孤军北上,驰援保卫京畿;他还购买树种树苗发放给临海居住的百姓种植,以抵抗风沙,等等。继升任四川总督,同样将都江堰修理得比其他任何总督都修理得好,其效益还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将川省盐政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彻底杜绝了以往的私盐泛滥,为国家增收,本省却毫不留用(川省盐务总局的办公楼房和盐仓都是在他的表率下,由局务人员以及一些大小官员捐资建造,不让朝廷拨款报销);同样创办了成都机器局,为后来的抗法保卫西南边陲提供了优良的军械(史载其威力还超过了洋枪洋炮)。他在东省和川省均整饬吏治有方(史载曾将济南和成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贪官污吏荡然无存,减免百姓税赋,民人安居乐业。他在世时,不仅自己不贪分毫,还经常接济贫困、捐赠公益;教子有方,他手书示同朝为官的长子道:“只要有饭吃便可为官”;他去世后,家不能举火,还是成都知府为其家人提供治丧伙食。这样的克己奉公,这样的爱国体民,这样的文韬武略,这样的德才兼备,这样的集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于一身。他在病危时命幼子代书的遗折中,都依然建议朝廷如何才能治理好川省和全国;这样三十余年为国为民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不愧为谥号“文诚”(光绪十二年去世,享年67岁)。其长子体常官至道员,同样勤政爱民,也同样身患“廉洁”重症,遵父遗嘱,不收受任何一位亲朋好友和官员的分毫礼金,独自借钱将父亲棂柩盘到山东济南安葬,下葬之时,济南城万人空巷,众人披麻戴孝,哭号之声震天;谁能想象,在阔别东省10年之后,东省百姓仍然爱戴和景仰着自己的这位巡抚大人;谁又能想象,天府之国却突然生长出这样一位赤贫总督!谁还能想象,贵州昂首苍穹的大山却培育出这样的一对父子官员,他们做到了上能敬奉君父,下能善待子民!!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请问:那些只能敬奉君父,不能善待子民的官员,还是不是人????请良心尚存的人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4-05 22:19:02
    清末年间山东省巡抚丁宝桢,何许人也?贵州平远(今织金)牛场人,咸丰三年进士,又经殿试选拔留翰林院。后毁家纾难,带领亲兵帮助贵州巡抚治理该省五六年之久,继任长沙知府、岳阳知府、山东按察使、护理山东巡抚、山东巡抚。这个洒得出奇的丁大人在东省巡抚任上,不仅治理黄河水泛劳苦功高,他构筑黄河大堤功成迅速,且无豆腐渣工程,还费用没有使用到原来预算的一半,剩下的大半费用却分文不少地退回朝廷(这样的大洒瓜谁再去找出一个来,我算你有本事),还独自决断诛杀慈嬉太后的宠宦——敢于“以身试法”、人见人恨的安德海;他大兴文教,创办山东书局、尚志堂等,还著有一册《劝孝歌》发放全省幼童诵读和习字;又在朝廷发起的自强运动中积极开展和推进洋务,用本省的银两创办山东机器局、构筑海防炮台、买兵舰、训练水师,保卫着东省八千里洋面(这本该是朝廷拨款);在京城危急、各路兵马畏缩推诿观望之时,他却独率东省精兵自带干粮孤军北上,驰援保卫京畿;他还购买树种树苗发放给临海居住的百姓种植,以抵抗风沙,等等。继升任四川总督,同样将都江堰修理得比其他任何总督都修理得好,其效益还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将川省盐政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彻底杜绝了以往的私盐泛滥,为国家增收,本省却毫不留用(川省盐务总局的办公楼房和盐仓都是在他的表率下,由局务人员以及一些大小官员捐资建造,不让朝廷拨款报销);同样创办了成都机器局,为后来的抗法保卫西南边陲提供了优良的军械(史载其威力还超过了洋枪洋炮)。他在东省和川省均整饬吏治有方(史载曾将济南和成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贪官污吏荡然无存,减免百姓税赋,民人安居乐业。他在世时,不仅自己不贪分毫,还经常接济贫困、捐赠公益;教子有方,他手书示同朝为官的长子道:“只要有饭吃便可为官”;他去世后,家不能举火,还是成都知府为其家人提供治丧伙食。这样的克己奉公,这样的爱国体民,这样的文韬武略,这样的德才兼备,这样的集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于一身。他在病危时命幼子代书的遗折中,都依然建议朝廷如何才能治理好川省和全国;这样三十余年为国为民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不愧为谥号“文诚”(光绪十二年去世,享年67岁)。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4-05 22:08:18
    其长子体常官至道员,同样勤政爱民,也同样身患“廉洁”重症,遵父遗嘱,不收受任何一位亲朋好友和官员的分毫礼金,独自借钱将父亲棂柩盘到山东济南安葬,下葬之时,济南城万人空巷,众人披麻戴孝,哭号之声震天;谁能想象,在阔别东省10年之后,东省百姓仍然爱戴和景仰着自己的这位巡抚大人;谁又能想象,天府之国却突然生长出这样一位赤贫总督!谁还能想象,贵州昂首苍穹的大山却培育出这样的一对父子官员,他们做到了上能敬奉君父,下能善待子民!!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请问:那些只能敬奉君父,不能善待子民的官员,还是不是人????请良心尚存的人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3-16 14:43:54
    有英文介绍的多好啊。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3:26:12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3:00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2:50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2:36遭遇美国教育(转帖) 作者:高钢 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的环境?      (一)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界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塞: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吗?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蒙,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 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 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 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 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 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 点半到9 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二)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 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 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当时我看着连“How are you !”都听不懂的儿子,真是不敢相信弗丝女士的断言。但是后来的事情说明弗丝女士是对的。也就是在半年后的一天里,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发现儿子拿着电话和他的美国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在聊天了!儿子英语虽然简单,但是很流畅。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之前我就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一些的英语句子呢?我不是搞语言学教育的,我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当然,我一直坚持严格要求孩子在家里一定不能说英语,这倒不是因为听了弗丝老师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会愧对祖先!感谢老天,我的这一要求让儿子至今一直保留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汉语口语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随着他的英文越来越熟练,他也几乎不能用中文写作,对中文的阅读也日益艰难了。弗丝老师真的是在微笑中预见了一切。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嗡嗡地议论起来。弗丝女士说:“孩子们,请不要吃惊,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因为两小时前,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但是,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这位老师转身走出会议室,从外面推进一个有轮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绸布覆盖着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方块儿。弗丝女士走上去轻轻地掀开了绸布,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渐渐地,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纷纷站起身来,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书了。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    ———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也拿到一本,打开目录,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儿子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的痛苦,对童年小伙伴的怀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我是职业记者,平日就是与人打交道的,面对社会采写的也都是“深度报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儿子。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惊异儿子对英文诗歌韵律的掌握。我记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还为他对英文报纸的一则广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恼火,和他严肃地谈过学习英语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当然是教训他。儿子当时真是很老实的样子,我还为自己抓住了他的隐藏很深的弱点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籍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于是问弗丝女士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弗丝女士笑着说:“对不起,每个家庭只能有一本。这是绝版的印刷。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工作。”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尽管我和儿子都认定,他以后是要学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是推进人类进步的绝对的“物质力量”,何况咱们中国人是在美国,为了谋生,为了把日子过好,也都是重理轻文的。但是从那以后,儿子对写作的兴趣始终不减。    我的一些留学生的朋友看过我的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后都说,他写作的天赋是受了我这个当记者的爹的遗传。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遗传之说,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诗集,激发了儿子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培养起他对写作的自信心。那本诗集让他相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有用英文写作的才能,于是,他才兴致盎然地尝试各种文体的英文写作。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这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的对策。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 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10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50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像、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 项教育目标。在这8 项目标中的第3 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总编辑约翰。派克请我吃饭,饭后他问我是否要一点甜食,我说冰激凌吧。约翰。派克说:“好!咱们不在这儿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约翰。派克把我领进一个号称是图桑地区最有名的冷饮连锁店,他神秘地一笑,对我说:“你将见到一个有趣的人。”     当我走到柜台前决定选择哪几种冰激凌时,我发现,那琳琅满目的样品都标着我几乎读不出来的英文单词。原来,这里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采用特殊方法制成的,品种繁多,在大商店里绝对见不到。    这时从里面跑出个精干的小伙子,见到约翰高兴地大叫:“老朋友,你怎么有空来这里?”     约翰指着我:“这位中国记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会有兴趣知道你怎么从一个工科硕士成了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     工科硕士?冰激凌店的老板?我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的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又从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发展成为连锁店,生意红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说:“我为我的冰激凌店骄傲,不只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相信,我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钱,还送给我一件印着他的店徽的T 恤衫。他对我说:“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冰激凌店开到中国的北京,开到天安门广场边上,那时你可一定要来!”说完又自得其乐地笑起来。    离开冰激凌店时,天色已晚,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个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开到天安门广场的美国小伙子让我浮想联翩:人类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这满天星斗,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然而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丽景观。    兴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护兴趣,为千奇百怪的兴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发展的可能,或许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我在想,我们能够在航天飞机的驾驶员和这位冰激凌店的老板之间区分出谁的理想和能量更伟大吗?我相信,无论是面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二者之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潜能,就能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幸福进行真正的创造。把公民个人利益的获取和国家利益的推进融为一体———美国的教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三)    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亚利桑那州,实现了他的梦想,开了一个配方独特的冰激凌店。    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的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又从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发展成为连锁店,生意红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说:“我为我的冰激凌店骄傲,不只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相信,我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钱,还送给我一件印着他的店徽的T 恤衫。他对我说:“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冰激凌店开到中国的北京,开到天安门广场边上,那时你可一定要来!”说完又自得其乐地笑起来。    离开冰激凌店时,天色已晚,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个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开到天安门广场的美国小伙子让我浮想联翩:人类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这满天星斗,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然而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丽景观。    兴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护兴趣,为千奇百怪的兴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发展的可能,或许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我在想,我们能够在航天飞机的驾驶员和这位冰激凌店的老板之间区分出谁的理想和能量更伟大吗?我相信,无论是面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二者之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潜能,就能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幸福进行真正的创造。把公民个人利益的获取和国家利益的推进融为一体———美国的教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遭遇美国教育(转帖) 作者:高钢 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的环境?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3:14:46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3:0640、我们就是想多知道一点关于“课改”成功的信息与个别案例。 答:只要多注意一些目前有关教育新闻方面的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上网搜索,一般都会有所收获。例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副司长就谈到这样一条信息:原教育部长何东昌致信给中央,认为“课改”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建议中央加以关注。教育部与中宣部、国家人事部等部门,围绕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学校制度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调研探讨。”其中有一项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对4万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学生喜欢学校、喜欢上学;95%的老师在学生做错事时,帮助学生分析原因、改正错误,而不是粗暴的批评或惩罚,这说明师生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教育部认为5年的课程改革的成绩应该全面肯定,课改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课改”(来源于“百度网”)。如果上网搜索“宁夏灵武市马彦平局长”及“山东杜郎口中学”等,即可调阅到很多“课改”成功的案例。特别是山东杜郎口中学,居然给全校教室里的讲台都全部拆掉了。这样大的改革突破、这样的决心与气魄,可能是全国首例。在某些发达国家是很多年前就不用讲台了,即使有讲台的也是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附中的优秀数学教师张思明的数学教学,就是使得学生感觉学数学很好玩,又学得生动活泼而且扎实。他说:“我不企盼每个学生都成为数学家,但如果通过我的教学,能使学生有一种在生活中应用数学去思维的习惯,将使他们终身受益”(来源于www.google.com)。等等这一类例子,就是“课改”成功的案例。 其实,“课改”成功的案例在我们普通学校中也有不少,但需要我们注意观察才能发现。比如说,我们同样使用“课本”,在我们的同事中就有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自己讲授课本内容的时间比较少,而且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中表现得既活跃又认真等,只要是打破了“填鸭式教学”的课堂教学,也就是初步落实了一点点“课改”新理念,让我们见到了一点点成功的星火,也就值得我们坚持与效仿。不久的将来,这样的“点点星火”就会在本校“燎原”。实际上,根据笔者抽样考察的结果,凡是已经使用了“新课本”的学校,均至少已经有一位老师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有了改革成功的一小点“星火”,虽然还未取得全面成功;只不过是旁人或他自己还未看出来而已。只要我们不舍近求远,注意观察,成功人士往往就在我们身边,成功之路就在我们每日行进的脚下。 41、我们也想听听对“手里用的是‘新课本’,却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的分析。 答: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来自现实。第一、惧怕“穿新鞋走新路”会不断跌倒,从而拿不到奖金,考评也不合格,因此也就不敢大胆地去试一试了;第二、受凯洛夫教学思想(即“填鸭式教学”)的禁锢太利害(不过在此顺便提一下,想实现素质教育、想提高教育质量、想让学生考高分、想让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或开发学生潜能、或发挥学生特长,非彻底摒弃凯洛夫教学思想不可);第三、的确未有受到良好的培训,即使有了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但是上培训课的老师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懂“课改”新理念,也见不到一节能充分体现“课改”新理念的公开课;第四、也有的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的因素,没有时间安下心来认真学习与探讨、实验;第五、看到别人都还在搞“填鸭式教学”,我也懒得去搞什么改革。第六、我国半个多世纪来的教师职前培训(即师范教育),仅仅只让师范院校的学生知道凯洛夫的“填鸭式教学”是什么样;这些学生毕业之后究竟怎样才能做好教师工作,师范院校中的不少老师也说不清楚。而在职培训中,上培训课的老师又有不少是无真才实学的(别看有的人头顶上的桂冠光彩夺目)。这就好似不会治病的人还去教别人如何当好一名医师一样。所以,当“课改”新理念一出现,“新课本”一到手,那些越是“填鸭式教学”的明星,就越不容易适应;于是,有个别的一谈到“新课改”理念就大发雷霆,一见到“新课本”就处处不顺眼。这种人,理所当然地“穿新鞋走老路”。还有一种人,的确是受制于一些客观条件,不得不“穿新鞋走老路”。再有一种人,知道并理解“课改”新理念的确对学生的成长有利,但找不到在课堂上落实“课改”新理念的突破口,也就只好暂时“穿新鞋走老路”。 42、我们最近在网上见到有的学校在与外国专家合作搞名为“做中学”的实验教学,但不知又是什么新东西? 答:有关中法“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的部分信息如下。 “做中学”科学教育认为,在课程改革中,要关注学生对科学的情感培养,养成对科学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勤于动手,乐于探究;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进行交流的能力。 “做中学”起源于Hands On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方法。1992年由法国学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乔治•夏帕克先生倡导在法国开展这项科学教育改革,命名为“LA MAIN A LA PATE”,目前在法国已经全面展开。 2001年4月,教育部科学教育代表团赴法国考察“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项目。5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召开了《关于启动中国“做中学”科学教育计划的专家研讨会》。2003年3月,中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协正式签署《关于在全国合作开展“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的协定》。此文件已以教育部办公厅通知的形式向全国印发。2003年10月,在首批实验区建立的基础上,中国又新增了十个实验省:天津、辽宁、吉林、湖北、湖南、福建、河南、广西、宁夏、甘肃,其中,第一批实验区中的江苏,又增加了苏州、常州、无锡,上海市增加了浦东区,北京试点也已经扩大到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顺义区;实验学校、幼儿园共计160多所(来源于“百度网”)。 “做中学”肯定是很好的一种教育理念。不仅适应科学教育,同样适应所有学科教育。例如荷兰世界著名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曾说过,数学教学过程就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通过数学活动,对人类的数学知识再发现、再创造、再认识的过程。他还说,与其让学生学习数学,不如让学生学习“数学化”(张奠宙等《数学教育学》)。这里的“数学化”,就是让学生去“做数学”。其实,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按照教育部推行的《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基本理念”与“教学建议”去做,还可以大胆地对其“新课本”结合教学实际做一些改进,让学生在每一门学科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充分地动手、动口、动脑,也就是实现了“做中学”。 许多学校课堂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之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做中学”。 43、我们没有在《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及另外某些《课程标准(实验稿)》中见到“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提法,因为原来对于“双基”是提得很响的,难道现在不重视“双基”了吗? 答:非也。虽然不明白地写出“双基”二字,难道在《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就没有属于“双基”的内容了吗?在“新课本”中就没有“双基”的内容了吗?当然是百分之百有的。正因为学生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应该打下的基础不仅仅是“双基”,不将“双基”二字突显出来又未尝不可? 其实,任何人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应该打下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双基”。笔者认为,我们构建的这种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就是让学生在老师组织、引领、启迪、提携、助推、合作的过程中,运用自身的所有感官和能力,充分地动手操作、动脑思考、勤奋探索,从而具备人生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四大要素: 1、注重健体强身、勤动手脑、运用与开发智能;懂得审美。 2、熟练生活技能、尊重自然、珍惜与节约资源;知道俭朴。 3、笃行礼义廉耻、公私分明、友爱与诚信处世;善于合作。 4、会学习能探究、对话交流、求索与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这也是全人类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获得的人生必备的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四大要素。如果一个人在12年的基础教育中具备好了这“四大要素”,那么无论他是从业还是升学,是在家乡还是在海角天涯,一般情况下均比较容易成为优秀的一分子。 44、有人说,这次数学课改削弱了平面几何的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极大的不利。还有人说,不应该在中小学就让学生学习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新课标把概率统计作为基本内容与代数、几何平起平坐,3个学段都要学它,就是实用主义的表现。……概率统计则不然,虽然现实生活中有实用价值,但却不具有基础性”(数学教育学报,2006.5.第88页)。 答:在此,我们不得不写出在老百姓口中流传得久盛不衰的一句顺口溜:“几何几何,杈杈角角;老师难教,学生难学。”而会说这句顺口溜的人,都是当年在初中领受过平面几何“恩典”——害怕和憎恨“平面几何”的莘莘学子。多少学子被这一套“杈杈角角”留下来,在学校里挨饿受冻,多少学子被这一套“杈杈角角”逼得离家出走,多少学子因为这一套“杈杈角角”,而饱受老师的巴掌和家长的棍棒,多少学子被这一套“杈杈角角”堵在高一级学校的大门外,多少学子被这一套“杈杈角角”逼上梁山——辍学打工。这就是我们硬逼着学生去学习不那么适合他们思维特征的东西,而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今天的“课改”与之前的“老教材”相比,是“削弱了平面几何的内容”,据笔者研究的结果,这样的“削弱”是应该的和恰当的,早就应该这样“削弱”了,因而是无可非议的,其实,被“削弱”掉的地方也并不是很多。我们的教材是拿给学生学的,不是拿给成人学的,更不是拿给老师及数学家学的;如果所有初中生都一致表示,现在“新课本”中的平面几何太容易了,学起来很不过瘾,并一致要求学习“老教材”中的平面几何,我们当然就应该举双手赞成恢复使用“老教材”。 然而,这样适当地“削弱”了平面几何的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就一定存在极大的不利吗?答曰:这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不妨假设是可能的。那么在“平面几何”出世之前,人类社会就必定是毫无逻辑秩序,人们的生活也应该全是乱七八糟的,人类的所有文字记载也只能更加是乱七八糟的。尤其是“平面几何”在光临我大清帝国之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所有传统文化,也必定是乱七八糟毫无逻辑联系的,特别是那古典得连老外都五体投地的“四大名著”,就应该是丝毫也经不起逻辑推理的,原因简单得易如反掌——这些作者恐怕是连做梦都未梦见过“平面几何”。 个别人认为“不应该在中小学就让学生学习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这仅仅是体现了个别人的无知。事实上,是完全早就应该给我国中小学生开设此内容的;许多发达国家(地区)早就在基础教育阶段安排学生学习此内容了。原因很简单,世界著名的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曾说:“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在实质上是概率的问题。”“……概率论,……这门起源于靠碰运气取胜的游戏的科学,竟然成了人类知识最重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这些真正的数学家说的话,才是多么地贴近人类生活,多么地真实与可爱。不过,我们还得以教学事实来证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是完全可以和很有必要学习概率的最初步的知识进行切身体验。例如,笔者在考察的“一所乡中心完小上了三年级的一节‘统计与分布’(苏教版)。除了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无比可爱外,特别是那一双双机灵的小手和明亮的眼睛,还将他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做过的摸球的活动做得非常认真;全班13个小组(每小组4人),只有两个小组摸的结果偏差比较大,其他小组摸的结果均能紧靠在理想的数据附近波动(其中有两个小组摸的结果还正好得到理想的数据——各占12 )。学生在这一活动过程中自然地展现出那种好奇、活泼与兴奋、认真,笔者为之感动。谁敢说不满10岁的儿童不会做这样的活动呢?不能在‘课改’中做学习的主人呢?” 对此问题,我们不用再费笔墨口舌了。 45、我们这里交通、信息都很闭塞,没有一个可以买菜的小小市场,学校无电话、无报刊杂志,对于计算机只能是梦想,不通邮也不通车。只知道现在上面叫我们使用什么教材,就使用什么教材。当然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又使用这样一套新颖别致的教材?虽然我们还不可能使用得达到教材编写的目的,但总还是认为,国家统一改变了教材,肯定有其很好的初衷和愿望。怎么我们又一下子听说,对《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进行修订。我们也还想了解国家党政首脑等领导同志对这次课改的关心。 答:国家本着“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 初衷和愿望,大概做了如下的事情(在此仅以数学教育为例): (1).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数学教育进行比较全面的反思——《21世纪数学教育展望》;同时,教育部还召集有关专家着手制定《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2).1999年3月成立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 (3).1999年4-6月分片召开四次研讨会。 (4).先后完成五个专题研究:国际数学课程改革研究;国内数学课程现状研究;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数学课程研究;社会发展与数学需要分析;数学发展对中小学数学课程影响。 (5).1999年10开始起草数学课程标准。 (6).2000年3月形成数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 (7).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经过10年准备、两年集中研究,组织召开了100多次专题研讨会,教育部召集有关专家着手制定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经国务院批准后于2001年6月正式颁布。由于数学教育是全世界相通的一门学科教育,所以不仅对中国数学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还与国际数学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制订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数学课程标准(注:各个学科共有18套《课程标准》),并于2001年7月公布《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同时根据此《标准》编写了不同版本的“实验教科书——数学”。 (8).义务教育课程实验与高中新课程方案形成(2001年7月~2004年)。 (9).义务教育课程反思、全面推广与开始高中新课程实验(2004年~至今)。实验规模逐步扩大: 2001年 42个实验区 0.5%-1% 2002年 570个实验区 18%-20% 2003年 1642个实验区 40%-50% 2004年 70%-90% 2005年 95%以上 (10).山东、宁夏、广东、海南、江苏五省区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 (11).教育部组织对实验过程的评估与调研:第一次评估活动是2001年12月23—28日;第二次评估活动是2003年3月4—12日;第三次评估活动是2004年11月22—26日。每次评估活动分5-7个评估小组,每个评估小组由7-10人组成,包括大学校长、专家、地方行政官员、中小学校长、教师和记者。这3次评估工作考察了近50个实验区、150所中小学校,听课达500多节,座谈会300余次、参加座谈的代表逾5000人,回收的各种问卷一万多份。 由此很不完整的资料,也就可以看出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制订出来的《课程标准(实验稿)》,并不是教育部长凭个人爱好随意找几个人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综合考察研究了国际国内课程设置的状况之后,由有关方面的专家共同完成的。本人认为,这样制订出来的《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理念是无可厚非的,是比较贴近学生实际的,因而其中的知识结构与其难易程度,也是比较适合学生的,所以笔者认为,《课程标准(实验稿)》在目前完全可以暂时不动(注意:并不是说不需要修订),继续施行,待在全国统一实行了几年过后,再面向全国抽样调查和各学校及老师个人如实写出实验的结果、感受与评价之后,再进行全面地探讨、归纳总结,这样才能比较容易找准《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哪些地方应该修订或保留。目前最紧要的应该是组织人马对“新课本”进行全面的修订,使其更加适合于学生的实际——让学生更容易对课本内容有兴趣、比较容易看懂和进一步变得会学。即使现在立即对《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修订,也只能是朝着更加适合于学生实际的方向,而不应该仅仅凭某些成人的观点,将更多更难的知识硬塞进《课程标准(实验稿)》,强加于学生的头上,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硬逼着学生去“头悬梁锥剌股”,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残忍,对教育、对民族未来的一种漠视。假如修订之后的课标中的知识量与其难度,真的均比现行的《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知识量与其难度有所增加,导致学生无法消化,那就只好又由老师回到“填鸭式教学”的老路上去,将“知识”嚼碎了再喂学生,“抱着学生走”,没日没夜地给学生“狂补”,这对师生而言无疑是一种“劳民伤财”,对教师而言犹如“杀鸡取卵”——教师无法“自身充电”,导致教师素质下降——必然使教育陷于绝境,这种绝境是无法用钱财进行拯救的。 关于这次课改,国家党政首脑等领导同志,肯定是非常关心与支持的。胡锦涛主席2006年6月5日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素质教育,……要改变单纯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探索创新型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尊重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把中小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下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使广大青少年在发掘兴趣和潜能的基础上全面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德育工作,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快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同 年7月至11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着重指出:“要立足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基础教育改革。要加强素质教育,搞好中小学课程改革,……要减轻学生繁重的课业负担,使他们有时间去接触社会和生活,在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动脑动手能力。这对教师和学校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还说:“……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使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保持着主动性,主动地提出问题,主动地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主动去探索。所谓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要使学生自己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创新的能力。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离开教师,才可以超过教师,才可以成为人才。” 他提出:“要摆脱那些生硬的、死板的、 教条的方法,代之以生动的、活泼的、耐心的、细致的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要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搞好中小学课程改革。”“要重视学生个体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合作能力的培养。” 温总理一行来到潭柘寺中学。走进初二(1)班,看到同学们正四个一组相对而坐上数学课,温总理询问原因。老师答道:“这是教改的方式,便于讨论问题。”温总理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做法非常好。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一个人要成才,就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创造思维。做学生,从小不仅要学会动脑,还要学会动手。过去教育的毛病就是把手、脑分离。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不仅要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用这种知识去解决世界上的问题,这就要养成动脑和动手相结合的习惯。”他又转过身来对老师说:“给孩子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这样就慢慢使学生懂得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提高学习知识的本领。”在物理实验室,温总理看到同学们正在学习使用电流表,就走上前去和同学们攀谈起来:“动手太重要了,同学们考试成绩都不错,但有一个缺陷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差。要敢于动手,不要怕做错,自己想办法去完成,这就是培养创造能力。这比学书本知识更重要。” 教育部陈小娅副部长在2006年3月的基础教育年度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事业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和本质要求。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鼓励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激发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形成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扎实推进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更多要依靠地方,必须鼓励探索,鼓励创新,以创造性应对工作的艰巨性,以多样性应对事业发展的复杂性,不断推进基础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长姜沛民曾这样回答记者:课改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好而停止探索与创新。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设计之初就已考虑到推进时必然会面临重重困难。改革是在区域间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严重参差不齐的特殊国情下全面推进的,其难度之大在预料之中: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课程改革必然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缺乏经验以及各级政府的认识和支持不到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力不足,教师专业水平不能完全适应,教育科研部门的支持力不足,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学资源匮乏,社会动员不充分等矛盾和问题。但是,时代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而停止前进;国家、民族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高素质国民的培养、创新人才的期盼更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的不断探索,改革中的困难正在逐步得到有效化解。课程改革关系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以上来源于“百度网”)。 46、我们学校不管任何人外出培训回来,都从未给全校老师介绍过培训的情况。回来了就回来了,甚至连校长都不去过问此事。 答:学校任何人外出培训回来之后,都应该不仅向校长汇报培训情况,作为一校之长更应该安排外出培训者给全校老师做一个关于培训情况的口头或书面汇报,这才不枉外出培训之行,多多少少也能给学校播撒一点新鲜空气。 47、有人说,我们这一类学校的学生这么差,怎么能够搞什么“课改”,搞“课改”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 答:这种说法,纯粹是出于一种相当无知的人之口,至少是对教育的无知。没有必要给这样的人多费口舌笔墨作什么解释,就是让他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才能认识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和什么样的学生均能搞“课改”。 48、有的教育行政领导居然在公开的会议上说,“课改”有什么好“改”的,说什么“新理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顶多再搞两年就完了,又要恢复原来的“老教材”,搞“填鸭式教学”。 答:没有必要给这样的教育行政领导多费口舌笔墨作什么解释,应该让他们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下发的与“课改”有关的文件。 49、有的老师,在教育局有人来检查“课改”落实情况的时候,就使用“课改”新理念上课给他们看;待他们离开之后,又是“满堂灌”。 答:对“课改”这样的阳奉阴违,显然是不对的。不仅对学生的各方面成长有害,对提高老师自身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更不利。 50、有的老师,在教育局有人来检查教学情况——听课的时候,就搞“满堂灌”给他们看,这样他们才高兴,才表扬这个老师备课比较充分,上课认真负责,否则就不满意。待他们离开之后,又使用“课改”新理念上课,师生皆大欢喜。 答:这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的思想观念相当落后的地方,勇于搞“课改”的老师的确反而象做贼一样,只能搞“地下课改”;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这本不应该是廿一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事情。 51、究竟是全面推行“课改”完全正确,还是反对和抵制“课改”、不愿意使用“新课本”完全有理? 答:肯定是全面推行“课改”完全正确,反对和抵制“课改”、不愿意使用“新课本”完全无理。 52、“课改”与“减负”,是否有直接关系?答:“课改”与“减负”,肯定有直接关系。凡是真正将“课改”搞好了的地方,师生肯定均能“减负”受益。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 53、就是使用“新课本”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高校培养出来的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却仍然不会将“课改”新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去。 答:这完全是“这些地方高校”还在使用相关学科的旧教材所至,同时“这些地方高校”也还没有具有“课改”方面真才实学的老师去教学生怎样使用好“新课本”。现仍然在培养师范专业人才的高校,应该立即紧跟着基础教育的“课改”而搞自己的“课改”,应将相关学科的旧教材中对“课改”有利的地方,就介绍给学生,无利的地方就删掉;既要给学生上好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及其《解读》,又要教会学生上好“新课本”的实验课(使用好“新课本”),这才能够叫做给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产品”。教育部应该在这方面采取有力果断的措施。 54、这次基础教育“课改”对于高等教育有没有促进作用?答:根据以上“53”中的回答,肯定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就要看教育部领导的决心与行动了。 55、当然,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是另外一个系统,如果单就课堂教学过程而言,高等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过程应不应该进行改革呢? 答:高等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过程是肯定应该进行改革的,这不仅要看教育部领导的决心与行动,还要看高校中有没有具有这方面真才实学的校长与老师。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就是应该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衔接与配套才行。 56、有人说:究竟应该是《标准(实验稿)》适应老师的现有水准,还是应该老师不断学习去适应《标准(实验稿)》。 答:肯定应该是老师自己不断学习去适应《标准(实验稿)》,不然就不存在所谓“课改”了。这就要求我们搞基础教育工作的老师,应该赶快行动起来,耐心学习《标准(实验稿)》及其《解读》,相互探讨交流,搞好校本教研,一切观望与等待均毫无益处。 57、有人说:“从一个顶点引出3条射线,一般来说,3条射线形成3个角,说明这3个角的关系,比如两个角加起来等于第三个角等。”请问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这种说法肯定不正确。应该是:“从一个点引出在同一个平面内的任意不同方向的3条射线,一般来说,这3条射线可以构成大小不等的7个角;而在只讨论特殊的∠1、∠2、∠3的情况下(如图1),这3个角的关系有比如∠1 ∠2=∠3等。” 58、有人说:为什么要在知识结构上“重起炉灶”?给我们老师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教师才有可能更好的去把握这个教材。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请认真阅读与领会例如《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P.1~2)中“基本理念”的第1~5条,认真钻研“新课本”,即可得到答案。 59、有人说,这本书(指七年级的一册数学“新课本”)我讲完了,讲得我累死了。一边讲,……经常是把初三和高一的内容就揉进去了。这样去上数学“新课本”,是应该的吗? 答:显然是不应该的。谁叫你还是只知道到课堂上去讲呢?《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P.2)中“基本理念”的第3、4两条中说得清清楚楚:“……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而“经常是把初三和高一的内容就揉进去了”,就是有意的去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更不应该。这种明目张胆地违背《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内容标准”的规定,公然将“初三和高一的内容”硬注入“新课本”中灌给初一的学生,这是不懂得教学规律的表现,假如在教学中出了任何问题,只好是老师自己的责任。如果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猪八戒过河——倒打钉耙——怪罪于《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新课本”,将会受到良知的谴责。 60、数学课上不讲数学,让学生“活动”、“动手”、“动脑”,数学反而成了副产品,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哪里?教师越来越不明白,有些教师甚至反映,变得不会上课,更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学生。 答:“数学课上不讲数学,让学生‘活动’、‘动手’、‘动脑’”,根据笔者对西部贫困地区的160多所中小学进行“课改”考察的结果,的确应该这样去上数学课。只不过此话应该说成这样才比较恰当:“数学课上老师不直接讲数学,而是让学生‘活动’、‘动手’、‘动脑’,最后由学生自己得出了正产品——数学。”如果真的有人上出了这样的数学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精品课”。因为这样的课实现了荷兰著名的国际数学教育家、廿世纪下半叶数学教育的带头人弗赖登塔尔所倡导的:“与其让学生学习数学,不如让学生学习‘数学化’”(张奠宙等《数学教育学》)。至于“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哪里?”这在“59”的回答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如果出现了不会上课与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学生的老师,那唯一的出路就是虚心学习,跟上时代步履。 61、一线教师反映,“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教学的效果反而下降了,一节课下来,学生什么也没学会。”学生动手多了,但动脑少了。 答:一线老师的这种反映,只能说明老师按“新课本”去上课,还未熟练,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逐渐就会“工多艺熟”。如果能够将“课改”新理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那么,其教学效果是绝对能够强过仍然在搞“填鸭式教学”的那个平行班的教学效果的。至于“学生动手多了,但动脑少了。”是不成立的。因为不仅是人在“动手”的同时,也在“动脑”,而且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先“动脑”了,“手”是被“脑”指挥的呀!“动手多了,但动脑少了”,难道不是一句无知的笑话吗?应该说成是“动手多了,动脑也就自然多了”。 62、有人说,教学改革不能采取“革命”的办法。答:真正做到了按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本理念”与“教学建议”去上课,那么这样的课堂教学改革,就是对凯洛夫教学法——“填鸭式教学”的一次比较彻底的课堂教学革命。 63、有人认为,按照这样的“新课标”,很难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育。 答:根据笔者对西部贫困地区的160多所中小学进行“课改”考察的结果,这句话刚好说反了。应该说成:“不按照这样的‘新课标’,就很难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育”;或者“按照这样的‘新课标’,就不难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更容易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凯洛夫的“填鸭式教学”,只能培养学生在课堂上睡觉的能力和课外抄袭作业的本领。 64、改教学内容,显然这种做法不科学。答:既然是课程改革,就是首当其冲改革教学内容才是最科学的做法和名符其实的“课改”。 65、有人问道:“目前,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教育必须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您认为教育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答:我认为教育改革应从如下3点入手(当然不是改革的全部): 首先,至少应该明确提出前面第“43”问的回答中所谈到的“人生的四大要素”。 第二,改革对校长及教师的任用、管理和薪酬制度、对教师及学生的评议方式。 第三,如果我们真正想在科学技术的某些领域以及综合国力,均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那么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就应该至少与发达国家投入的比例相当。 66、有人说:在我看来,这个“新课标”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课程体系完全另起炉灶,……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答:既然是课程改革,也就可以说是课程革命,当然课程体系就应该完全是另起炉灶才对。至于说什么“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这个方向是错误的”;这在那些硬要抱着陈腐的凯洛夫教学思想体系不放的人的思想意识中,肯定是有“在我看来”的这种结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课标’(2001)改革的方向”是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布执行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指引的,并不是教育部领导头脑发热,指使制订“新课标”的那几位先生自作主张规定的,《纲要(试行)》又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明确地提出“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制订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制订的,此《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又是为了顺利推进《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制订的,此《行动计划》又是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1994年)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明确提出的“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制订的,此《改革和发展纲要》又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而制订的。据此,这个“在我看来”的这种结论,由“推砖原理”,这一系列文件全都“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其“方向”也全都“是错误的”了。那么请问,有这种可能吗? 67、降低水准,也许是为了让中学生、特别是初中生少学一些难懂的知识,以减轻他们过重的学业负担。从这个出发点来说,“新课标”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答: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现在已经降低了一点水准的这些知识,与发达国家的相同学龄的课本相比较,我们的知识难度依然比他们的难得多。例如,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数学里就有他们五年级数学中的内容,学完了我们三、四年级的数学,就完全达到了他们小学毕业的数学水准。如果我们决心使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学生不成为“廿一世纪的东亚病夫”,那么我们的数学课程的内容数量及其难度,就还应该将现在《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六年级的数学推到七年级去,将九年级的数学推到十年级去,将十二年级的数学的选学内容删掉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数学内容的数量和难度仍然比发达国家的相同学龄的数学高出一些。 68、有的老师总是说,拿着数学“新课本”在课堂上就是不好讲,从来不考虑学生学习“新课本”好不好学。究竟“新课本”主要是拿来给学生学习用的,还是主要拿来给老师讲解用的? 答:拿给学生学习用的课本,当然是应该注重有利于学生学习为基准,怎么能将就老师好不好讲呢?《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P.2)中“基本理念”的第3、4两条中说得清清楚楚:“……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请问:“新课本”是专门拿来给老师讲解用的吗? 69、几何,包括其他数学问题,确实对培养人的数学思维、进而培养科学精神非常重要,但这些课程对初中生而言,是不是过难? 答:旧课程中安排的这些学习内容,对初中生而言,的确是过难,不然,就用不着搞“课改”了。就是现在“课改”下的这些学习内容,如果与荷兰的相同学龄的学习内容相比较,我们比他们的依然是难得多。但在荷兰的高校中,居然有高达90﹪以上的学生自觉选修高等数学,其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教育显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而我们的高校数学系中就很难找到喜欢研究数学的学生。 70、有人说,在“新课标”中,甚至连“平面几何”这个词都不见了。答: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不见了“平面几何”这个词,只要有“平面几何”的内容就行了。比如八年级数学“新课本”中将“坐标变换”这个课题改写成了“变化的鱼”,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显然是为了将枯燥无味的数学概念,转换为对八年级的学生觉得有一点“好玩”的味道的词语,从而使其对坐标的变换过程产生兴趣。 71、有人希望,立即(从2005年秋季起)停止推行“数学新课标”。请问这样的“希望”对不对? 答:显然不对。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凭感情用事的说法。是想开历史的倒车。 72、有人说,“如果按照《标准》的要求和统一的新教材来教学,那么西部及那些贫困的地方,数学根本没办法教了。因为这些地方不仅缺少教具,更没有多媒体,《标准》和课本中大量所谓的贴近生活的实例,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孩子听都没有听说过。” 答:就笔者在西部贫困地区考察了160多所中小学“课改”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按照《标准》的要求和统一的新教材来教学,那么西部及那些贫困的地方,数学根本没办法教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恰恰相反,西部地区的课改教学也自然存在着胜过发达地区的优势。详情请见“西部地区课改教学怎样进行”[《西部开发报》,2007-01-10(7)]。至于“《标准》和课本中大量所谓的贴近生活的实例,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孩子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老师完全可以将其转换为“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孩子”熟悉的文化背境中的实例。 73、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常说的“数学新课标”,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在您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依本人之见,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一部分对后现代课程观与全球“课改”状况毫无了解,而又固步自封的人;还发现了一大批教育思想观念先进,事业心很强的“课改”实干家。 74、有人说:“平面几何是对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对这一点,科技界是有共识的。 答:这只是科技界中少数人对“平面几何”的抬高与吹捧。如果说:“平面几何对科技工作者是很重要的一课。”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 75、有人问,数学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答:数学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的,仅仅是学生在已往的“樊笼”中听到“催眠曲”,所造成昏昏欲睡的情形。 76、我们还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些认为“课改”专家们是在“轻视知识”(以下简称“轻知”)。 答:有这种误解的人,是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在此只能谈事实,不作理论上的纠缠。就以数学课标为例,正如“67”中的回答:“如果我们决心使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学生不成为‘廿一世纪的东亚病夫’,那么我们的数学课程的内容数量及其难度,就还应该将现在《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六年级的数学推到七年级去,将九年级的数学推到十年级去,将十二年级的数学的选学内容删掉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数学内容的数量和难度仍然比发达国家的相同学龄的数学高出一些。”只是不象从前那样高出了太多而已。如果根据反对“轻知”者的担忧,那么所有发达国家(地区)的数学科学与自然科学显然应该远远低于我们,而事实是怎样?笔者真不好意思说。尤其是荷兰的数学老师们,更是“轻知”轻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连一些主流发达国家(地区)的数学课本中都有的内容,他们居然卡下来只供自己享用,让学生在课堂上鼓捣了一节课之后,只能怪可怜地在骨头缝里费力地挑得一丁点儿肉吃。卑人翻阅了资料,才得知原来他们是被自己的一个大人物——廿世纪下半叶全球数学教育的带头人弗赖登塔尔糊弄得“鬼迷心窍”。不过那些荷兰小子也太争气了,居然在就读高校之后,被他们的中小学数学老师糊弄得“鬼迷心窍”且不知天高地厚的这群小子,仍然以高于百分之九十的比例,自觉选修高等数学。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国际数学教育效果中的一大奇观(或一朵奇葩)。而我们高校数学系的学生,你去问问,他们是为了什么而读数学专业的。无独有偶,新西兰的中小学生也是每每被数学老师糊弄得“鬼迷心窍”。何谓糊弄?你看那些老师让他们在五年级只讨论“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这样的破问题。何谓“鬼迷心窍”,该国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的理科生们,居然被“鬼”“迷”到了“还未毕业,就被一些当今的大帝国订购一空”的地步(来自百度网)。 所以,从这些“国际视野里”得到的事实来看,只有将学生各自的自信心挖掘出来、兴趣引导出来、能力发挥出来、创造精神培养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样一个“课改”的根本理念。为此,我们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死的知识”“千年‘轻’一回”,让具有生成性的“活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生活,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君不见,多少年轻父母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而去异国打工,守候着在那里就读的孩子,他们为的是能够容易让孩子实现以上的4个“出来”,才有可能在日后成为有用之才。 77、还有人发表文章,否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的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5个“过于”。 答:这5个“过于”并不是《纲要》的制订者瞎扯出来的,而是事实的存在,至今仍未见大面积的大大地缓解。既然是事实,这样的否定意见就不必反驳,会不攻自破。这5个“过于”亦是我们基础教育中的顽疾,如何让这顽疾缓解以致消失,这就看教育部如何对症下药,以达到药到病除。 78、有人已经在网上表示出了对培养出能够适应“课改”教学的老师的担忧,我们也是这样一种心情。 答:持这样一种担忧的人不少。这恰恰说明“课改”是应该和必须的。是这些人拥护并积极想方设法推进“课改”的体现。不过,解除这种担忧还是有希望的。 首先,教育部应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仍然是从上到下层层转变对基础教育工作的评价观念及方式,为老师们能够积极平缓地自觉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逐渐落实“课改”新理念,并形成自己的一套得心应手的经验与原理,而去掉后顾之忧。这比分期分批地进行培训更为重要,更为实在。所谓“校本教研”有赖于此。 第二,教育部可在全国“招集兵马”,组建一个旨在全国巡回扶助推进“课改”的团队。条件有以下3点: (一)懂得“课改”新理念的重要性,能够随时随地按照“课改”新理念,上好一个或多个学科的令学生现场比较满意的任意一节课。 (二)能够随时随地与广大师生就实施“课改”新理念,进行顺畅地对话交流,并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三)能够随时随地作出一场可以帮助老师们在实施“课改”新理念的过程中,解决遇到的艰难困窘的演讲报告。 (四)只能做到“(一)”、或同时做到“(一)”与“(二)”、或同时做到前3点者均可参与;若不能做到“(一)”者,不得参与;因为不能做到“(一)”者,在“(二)”或“(三)”中就很难令听众及参与交流者有实质性的收获,去讲了也白讲。 (五)招集方式,以自荐报名为主。如在现场实践中的确不能胜任者,应立即主动退出。为了巡回扶助有实效,应该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若在巡回的过程中发现有这种能力者,可欢迎其参与;若有自愿参与者,应慷慨接纳。组建该团队还要自始至终坚持优胜劣汰的动态原则。 这种巡回扶助方式与集中老师们去一个地方学习培训一段时间相比较,既收效好,又可以为国家节约许多经费。 我们只有立即出手这一招,方能比较顺利稳妥地推进“课改”,方能以事实有效平息各方对“课改”的纷争。 79、我们不知道一些对这次“课改”持反对意见者是怎么想的。明摆着“课改”是一件划时代、利国利民的意义长远的好事,有的人在“课改”前也同样发表文章,或在相关会议上慷慨陈辞批判旧的课程体系,为什么“课改”来了,又“叶公好龙”?有人还就要专挑“课改”初期表现出来的各种不适,或大泼冷水、或制造阻力、或极力否定、…… 答:关于“叶公好龙”,不仅是在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一个典故,还几乎成了中国大陆同胞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大凡一个人口较多的家庭、一个团体,他们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人,对某一众矢之“的”,的确是全体共诛之。因为众箭很难射倒这个“的”,其中一个很卖力射箭的人就直嚷着要请一条可以翻江倒海的龙来,方能将这“的”掀倒的地。于是乎便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叶公好龙”者正愁着没事干,当然就转移目标,极力想方设法编造出一套“龙是如何如何的不好”的托词(实际上这条龙又从未做过坏事),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怒目圆睁道:你赶快将龙遣走,不然我就树你为“的”。 另一部分人是从来不想龙来的,他只想到,我苦心经营的领地,就快要被别人铲除了,当然得要招回旧部、或收买无知,以示对祖宗的不贰。 还有另一部分人是随风随雨听便,犹如墙头草,只知道倒向风大的一边。 又有一部分人是习惯了简单的做法,哪怕其效果再不好,只图省事,少得麻烦。也有一部分人是短见少识,功底浅薄,对革故鼎新之事,不仅麻木不仁,还时不时地象无头苍蝇,被别人糊弄着去充当了一只挡车的“螳臂”。 当然,患红眼病的人是常见的,多少则随缘。你看,我搞了这么多年了,还不及他一个晚上就一气呵成,绝不能听之任之。 张三看到纷争得这样热闹非凡,实在也想找点理由来凑合一下:我在出成果的时候,这些专家要么还未出生、要么还在穿开裆裤,怎么他们既不请教于我,也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做呢?这样的目中无人,我即使找不出他半点差错,也要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我说你“课改”不继承“优良传统”这一条,该是乐得我声讨的了吧。云云。 不过,持以上各种心态发表反对意见的文章者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全国就算100人也无妨。而我们的二亿多学生是愿意和支持“课改”的,数以千万计的老师是支持和正在推进“课改”的,还有一部分老师虽然是在“穿新鞋走老路”——徘徊观望着“课改”的走势,但只要教育部矢志不渝,观望者自然会醒悟过来,与时代同行。 本人在此声明,绝不是不允许或不应该发表反对“课改”的文章(含论文、新闻、述评、会议发言、访谈、随想及见诸各种类新闻媒体的言论)。如果《纲要》、《课标》和《新课本》中真的存在客观方面的错误,本人也会撰文指出,并将之更正为恰当的语句,或另行编撰同名文本寄送教育部,以供选裁。绝不会在不同意见中灌之以什么“抛弃优良传统”、“不能采取革命的方式”、“新的‘知识无用论’”、“方向出现重大偏差”、“立即停止使用新课标”、“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什么都跟美国的”、“不考虑具体国情硬搬国外的”、“不尊重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用行政手段强迫推行”、“推倒承重墙”、“不应该降低水准”、“造成教学上的混乱”、“更多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教师无所适从”、“给老师一个说法”、“双基标准不能降”、“另起炉灶”、“实行学分制只能是搞形式、走过场”、“要广大教师‘洗脑’”、“轻视知识思潮再次泛起”、“不能把儿童、青少年当作‘白老鼠’”、“教育是不能够‘试’的”、“大破和大立”等等不实之词。 每当和老师们在讨论该类问题时,不少老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课改”能否在全国取得成功?回答是肯定的。就是现阶段的成功事例,就叫人忙得搜集不过来。在此只好“以偏概全”了。 地处山西省偏远地区的一个曲沃县(国贫级)的最偏远的穷山沟,破陋不堪的校舍里,只有师生是最高级的“设备”和“条件”,一些只拿150圆月工资的临时招来对付着带学生娃的,既未通晓教育理论,又没有教学实践经验的毛头小伙与黄毛丫头们,居然在自己的课堂上将“课改”新理念落实得令学生、全县教师,乃至县与省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满意、青睐与表彰;不仅胜过该县城里的老师,而且城里的校长都还要求县教育局将这些“‘课改’成功教师”调一部分进城关学校任教(来源于百度网)。 人们见到了吗?想到了吗?为什么这些在旧的教育理念下“不合格的教师”,却一跃成了“‘课改’成功教师”,其“绝招”何在?其实就是思想观念不与“课改”新理念闹别扭,跟着新的理念走。真是成也理念,败也理念啊!请问那些认为在贫困落后地区不适合搞“课改”的人们,请问那些认为农村学校比城市学校更难搞“课改”的人们,请问那些对“课改”冷嘲热讽的人们, 请问那些反对“课改”新理念的人们,请问那些企图断送“课改”的人们,请问那些直指“课改”专家的鼻子骂着“‘课改’不符合国情”、“‘课改’搞得太急了”、 “‘课改’造成学校教学混乱”的人们,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80、我们在网上见到,有人批判华东师大课程所所长钟启泉先生在《中国教育报(2006-12-15)》发表的《对话钟启泉教授: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一文。说钟先生是在从5个方面“误导”了读者和广大中小学老师,妨碍老师们去正确地理解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答:反对钟先生之观点者,他就不知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就是华东师大课程所的这个团队的集体智慧拟订的,是一项“立足本土实际,具有国际视野”的划时代研究成果。也许是这位反对者工作太忙,对于这次“课改”的信息了解太少的缘故,才误认为钟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这是可以谅解的。(大约4万余字) (551700)贵州省毕节学院数学系,夏瑁。电话:15329972878, 电子邮箱:95xia@163.com/////18xia@163.com37、无论是教育或者是各学科教育,肯定是有成功或不成功的区别的。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体现出某一门学科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呢? 答:我国的“课改”,也就将要面临着这个问题。教育的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经过一定的时期或阶段(一般大概15至30年)之后,即基本上可以看出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效果——人们的道德水准、精神面貌、互助友爱、社会风气、科技发展、上下级关系、生存环境和健康、秩序、生活、经济、文化、学术、官民、民主与法制等状况怎样;这就可以看出教育是成功或不成功的(难怪有关方面的国际专家观察出这样的现象:一般在一个国家开始出现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个国家大约建国30年左右;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已经在国内实施了大约30年,即改善了学术与科技发展环境状况)。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体现出某一门学科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这主要看学生毕业后(前),能不能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与工作遇到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毕业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某一学科的兴趣与爱好。例如荷兰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就能够使得学生在升入高等院校之后,有大约90%以上的学生自觉选修高等数学([台湾]李慧凤《课程分享——从荷兰数学教育谈起》,来源于“百度”网),这真是举世首屈一指的数学教育的成功;而荷兰数学教育家要求学生学习的那一点点数学知识,在我们某些国人看来,不到联合国去告他个“荒废学生学业、断送数学科学”才怪呢。我国现在“课改”中要求学生学习的数学知识,如果拿去与其他发达国家要求同龄学生学习的数学知识,作现阶段的横向比较,都还是既多又难。 38、原来我们只知道“课程表”中的“课程”就是指开设的那些科目。现在“课改”中的“课程”,显然是涵盖面宽广了许多,但不知究竟大概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在此我们只能简而言之。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课程就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所有过程;亦即师生所进行的一切教学活动。再换句话说,课程即包括学校开设的所有科目、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与作业、师生的对话交流、阅读课外书籍、制作教学模具、进行社会实践与考察、撰写小论文等等。有了这样的课程观,我们就不难理解“课程是生成性的”,在课程活动之中,不仅老师可以自然而然地生成课程,学生也容易成为课程的生成者。 39、我们也有老师出外面去培训来,有时也请了外面的专家来讲学作了有关“课改”方面的报告。总的有三种情形:一是拿出报告纸来,照纸朗读一遍,或打开多媒体,照幻灯片介绍一通,听众一片茫然。二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新名词一串一串,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听者不知所云,回答问题犹如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三是能紧扣主题,娓娓道来,声情并茂,脱稿演讲引人入胜,回答问题能切中要害,指点迷津,给人以如坐春风、久旱遇雨之感,并且还能应邀走进课堂给我们上一节体现“课改”新理念的公开课,使我们满载而归。 答:这种现象的存在,正好体现了我们教育界“专家学者”的结构层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各人的治学方式与目的是不同的,就必然出现这样的差别。这就全靠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去进行识别与取舍。很显然,“39”中的第三种情形是应该我们学习与发扬的,因为这种人的确是在认真研究教育和“课改”。
  • 引用 远方网友 于 2012-01-10 23:09:44
    分析“课改”中出现的部分现象与问题 夏 瑁 笔者在考察160多所中小学实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下简称“课改”)进展情况的过程中,发现老师们都是在认真使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下简称“新课本”),并与之就凡是有关于“课改”方面的问题、想法及见闻,进行了广泛地对话交流和搜集整理,从而作出以下的八十条分析,旨在企盼广大中小学老师能够对我国的这次“课改”有一个比较清晰与完整的认识,让我们齐心协力全面推进“课改”,就目前而言,亦即将课程标准中的“基本理念”及“教学建议”(以下简称“‘课改’新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过程之中。 1、我们在使用“新课本”的过程中,总是觉得有时候一节课该上完的内容又讲不完,有时候一节课该上完的内容又一下子就讲完了,不知道剩下的时间又该叫学生干(同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也不知道在一节课的内容当中,什么地方应该是老师讲解,什么地方应该是学生自己去做?至于让学生分组去探讨的时候,用多少时间为宜,探讨到什么程度为止,又如何处理学生探讨的结果,等等具体的课堂教学实际状况,应该怎样灵活妥善地把握与解决,纯粹是胸中无数,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答:这是初次使用“新课本”出现的普遍现象。能够对自己的教学实验有这样的反省,这是具有上进心的一种体现,是很想搞好教学实验的老师。能够“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老师毕竟在“课改”路上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可喜可贺,比那种在河边等待着别人去背他过河的,不知道强过多少倍。其实,我们不论干什么事业,都应该积极主动、奋力前行才是对的,那种等待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切就按别人划定好了的框框套套去办事的人生观,是最具有堕性的;如果一国之中持有这种人生观的人多了,这个国家必定也只会衰落下去。 在此,我们不妨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从我国第一次(1949~1952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起,就全面模仿和复制前苏联——凯洛夫教学法(以下简称“填鸭式教学”)及其评价体系(张华.道德的课程改革与民主的课程领导.全球教育展望,2006.6.),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地将“教师单向的讲授起主导作用”(潘涌.凯洛夫教育思想与指令型课程范式的形成.教师报.2006-09-17头版)的教学思想观念落实到教学大纲、教材(以下简称“老教材”)与课堂教学过程之中;为什么?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回忆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不理解,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有怀疑有保留,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向专家提出质疑。但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做了检查。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了”(顾明远:“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你还敢重复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解放学生的大脑、解放学生的双手、解放学生的嘴巴、解放学生的眼睛、解放学生的空间、解放学生的时间”(见《陶行知全集》)吗?这就造成了在这次“课改”之前的半个世纪的神州大地上,全体老师都整齐划一地在课堂上只管讲和写,学生就端坐在下面只管听和记录。而这次“课改”,是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组织考察访谈了数以万记的学生、数以千记的教师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之后,还考察与搜集研究了20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课改情况,历经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具有“立足本土,国际视野”的平台上制订出了12年基础教育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及其它们不同版本的“新课本”;其宏伟目标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在此目标下的“课程标准(实验稿)”及其“新课本”,就是要求学生的“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如果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想按照这样的“课改”新理念去上好每一节课,当然就会出现“1”中的这种现象。而克服这种现象,是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呢?不是(请上网搜索“宁夏灵武市马彦平”或“山东杜郎口中学”,就会一目了然),只不过需要我们基础教育工作者上下左右通力合作,各任课老师根据所教班级的实际去参考“课改”新理念中的“教学建议”,并进行开创性的思考与课堂教学设计,经过渐进性的过渡,哪怕是“蜗牛式”地前行,都是好的,但绝不应该止步不前。如果我们能够向着“课改”新理念的方向前行100步,那么我们自身应该具备的“教师素质”就至少可以增强20~30步。说白了,如果我们甘愿困守在凯洛夫编织的“‘填鸭式教学’的樊笼”(以下简称“樊笼”)里固步自封,那么无论多么强大的“外力”(例如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形式和规格的培训等等),都是不大可能使自身的“教师素质”有所增强的;如果是这样的老师去“诲导学生”,那的的确确是完全可以“毁倒学生”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会成为“学而不见,毁人不倦”。所以,只要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想增强自身素质的老师,唯一很好的做法,就是逐步将“课改”新理念落实在自己的课堂教学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如果落实好了,那么开拓进取的精神就体现出来了,自身的教师素质也就增强了。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应该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夏瑁“西部地区课改教学怎样进行”,《西部开发报》2007-01-10第七版),将在后面的回答中逐渐涉及这类办法。 2、有时候上到“新课本”的某些内容,就觉得知识的系统性不象“老教材”那么强了(特别是数学),感觉好象是零散、跳跃的,或者与该学科的原本面目不完全一致。 答:正如“1”的回答中所说,“教师单向的讲授起主导作用”,在这种只考虑到老师的“教”,不顾及到学生的“学”(即本末倒置)的课程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当然编写出来的“老教材”就必须是能够便于教师系统地、有条有理地进行讲解,生怕哪里漏掉了就不连贯了,破坏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利于老师的讲解。因为学生的年龄特征与成人思维能力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特别是数学),即使学生全是好学的,也必然产生:学生是否真正能够听懂老师的所有讲解?就算是学生当时能够听懂老师的讲解,学生是否又能真正系统地掌握这些知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新课本”就是要注重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尽量使“新课本”编写得让学生能够比较容易阅读、理解、接近现实、觉得有趣和有意义(绝对不是让成人“觉得有趣和有意义”),还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使学生本来具有的各方面的能力得以发挥与提高(这就是人类数学教育应该走的大方向,而许多发达国家的数学教育正在这个方向上走,走得最好的,就是荷兰的数学教育)。课程理念出现了这样大的反差,肯定就会出现这“2”中所说的感受。所以,我们不应该老是留恋“老教材”,而应该将“新课本”与“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及方式、知识基础”作对比,相符者,就是编写得比较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才可以称为编写得比较好的。至于某些不懂教育与学习规律的成人对这样的教材有何看法,感受怎样,如何地进行诋毁等等,我们大可不必与之争辩)的好课本;若发现有不相符的地方,就应该及时修正之(这里的修正,既可以在老师的准备和教学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编辑改版时进行,更可以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进行)。尤其是课堂教学过程,更应该符合“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还要让学生思考、探讨、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等,才谈得上是学生自己在那里学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我国数学院士吴文俊先生(不仅懂数学教育而且曾经教过中学数学),在1993年2月23日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召集的“数学课程内容改革研讨会”上谈到:数学家谈数学教育改革,不能只从培养数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万人口中顶多有一两个数学家,不能用数学家的要求来指导中小学数学教学。我们常常以自己如何走上数学道路的经验来判断是非,那是不全面的(吴文俊:“数学教育不能从培养数学家的要求出发”。来源于www.google.com)。 总之,凡是符合“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又能够“让学生比较容易阅读、理解、接近现实、觉得有趣和有意义”的教科书,不管成人感觉是“零散、跳跃的”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都无所谓。“数学教育”中的数学与“数学科学”中的数学,本来就应该是有差异的;否则,只能导致中小学生害怕、讨厌甚至恨数学,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3、有时候我们也叫学生在课堂上动手了,但总觉得学生:一、有点懒,不愿意动手;二、动作不熟练。所以,怕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不完就耽误教学进度,完不成教学任务,又只好自己来表演给学生看。 答:如果能够耐心地按照上面“1”与“2”的回答去试一试,此种现象就会逐渐消失。这就需要我们树立一个“敢”字,取消一个“怕”字;还要强调三大前提:“学生是可爱的、聪明的和老师应该至少将使用的教材研习得滚瓜烂熟”(西部开发报,2007-01-10第七版,“贵州子课题”的结题论文:风光不与四时同——在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适时给学生以“提携”,以下简称“适时‘提携’”;获“全国首届高效率数学教学研讨会”优秀论文壹等奖)。对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发挥与挖掘,的确存在着“一回生,二回熟”的规律。关键是我们老师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循循善诱并持之以恒,越往后,学生的动作就会越熟练,速度也会越快,其学习效率也就会越来越高。学生无论在任何方面的成长和发展,都只能是远远胜过“填鸭式教学”的(尤其考试分数更是如此)。 4、现在是要求七年级就认识那些几何体,是不是又提前让学生学习立体几何? 答:绝对不是。这样安排学习内容,只不过是想让学生进一步将他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的这些形状的物体,进行比较规范地认识和粗略的分类,让学生树立起最初步的空间观念,这样的事情,学生是完全可以自己做得到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许还使用到这些形状的器物。“新课本”中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应该的。 5、听有的老师说,按“课改”新理念去上课,学生考试就考不好;要学生考试考得好,还是按老方法——“填鸭式教学”。 答:此种说法毫无合情合理的事实根据。恰恰是能够得出与此种说法相反的合情合理的事实还很多。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将“课改”新理念落实进课堂教学过程之中(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落实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建议”),那么,在相同的教学条件之下,肯定只能是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课的比按照“填鸭式教学”去上课的考得好(西部开发报,2007-01-10第七版第5列第6~32行),而且笔者所在地区的老师(含笔者教过的高师毕业生)中,也已经呈现出许多这样可喜的事实(在相同教学条件下,有教普通班的老师按“课改”新理念去上课,其学生的考试分数,就是超过了同年级的仍按“填鸭式教学”的尖子班学生的考试分数)。在一所乡镇中学的一个年级共有4个平行班,教其中一个班的数学老师按“课改”新理念上课,其他3个班的数学老师仍按“填鸭式教学”,在一次数学竞赛活动中,名列前两名的学生全在“课改”新理念上课的这个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在此不得不多说几句。难道“课改”也就是让学生考得好为目的吗?非也。其实学生考试考得好,仅仅只是在“课改”新理念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收获的一粒“芝麻”;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这样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得到的经验的点滴积累、心理的渐次成熟、心灵的逐日感悟、能力的充分发挥、智力的不断开发,才有可能”形成“在课堂上对话的广泛交流、品性的潜移默化、人格的和谐发展、道德的观念增强,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明一点是非、辨一点善恶、懂一点真假、认一点优劣、识一点美丑、知一点利弊,还可以帮助学生鉴别一点哪些事该或不该做、学会一点怎样同别人交往与共处、习惯一点用不同的思路去分析同一件事物,以及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并且有可能意识到,做哪些事情对个体、对社区、对国家和民族乃至对全人类有利,做哪些事情对我们居住的生态环境有利,对我们的地球有利;反之,做哪些事情对这些是有害无益的,等等。这些才是学生应该抱到的‘大西瓜’;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学生均完整得到”(“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 事实是,哪一位老师首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了“课改”新理念,他的教学成绩就率先突出;哪一所学校首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了“课改”新理念,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就会鹤立鸡群。 6、特别是有时候的统一考试题目,我们用的是“新课本”,而考题中却有“老教材”的题型;有的即使是“新课本”中的题型,但又将题目的难度拔高到学生难以达到的程度,对于有的题目,甚至于我们老师都还要费很大的劲才做得出来。 答:这就是命题人的不对了。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种对教学有害,而非促进教学的试题,是应该要随着“课改”新理念的逐步落实而得到改进的。凡是真正懂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对学生进行“考非所学”,完全可以造成基础教育看不见的巨大内伤。 7、与“老教材”比较,我们觉得“新课本”英语的要求反而太高,不仅每一节课要求学生掌握的单词等内容太多,而所举例子又几乎“城市化”了,不仅农村的学生很难理解与记住这些学习内容,就是城市中的学生也不见得能够很好地理解。 答:这纯粹是教材编写人员的问题。具体是哪一个版本的教材,完全可以直接函至该编辑人员或出版社,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与措施。其实,学习英语就是学习英国文化。而要学习好从国外引进的文化知识,在学习之初,应该是从自身的文化入手。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新课本”还未进一步修改,我们也可以根据学生出世以来所处的文化背景,从学生最熟悉的文化现象入手教学生学英语,就会顺利得多;这是任何国家(或种族)的人学外语,都不应该跨越的。例如,在某一版本的七年级英语“新课本”上册的第一课,就是两个小孩去飞机场迎接客人的情境对话。我们试想一想,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中,就是北京、上海等繁华城市的小孩,又有几人能经常出入飞机场迎接客人呢?这样偏离学生的文化背境太远的英语教学内容,肯定只能使得英语教学“雪上加霜”。 8、如果真正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课,语文“新课本”中安排给学生学习的课文也许有点过多。 答:关于这个问题,就只好按下面的程序去进行安排与推导,方能得到教育界行家里手的认同,也才能够得到学生的欢迎、认同与接受。一、将国家确定的所有节假(休息)日除开后,一学年之内应该有的上课周数是多少;二、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哪些年级应该每天上多少个课时,然后确定出某一个年级的每一个班的每一个周应该共上多少节课;据此,再按照教育部分配的各个学科的课时比例,以语文课应该占有的课时比例求出每一周语文课应该安排多少节;由此便可得出每一个学期语文课应该有多少节;三、正确得出每一个学期语文课应该有多少节之后,再按照“课堂教学过程,更应该符合‘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还要让学生思考、探讨、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等”的原则,去酌情安排一个学期究竟只应该给学生学习多少篇课文才算适合。只有这样去衡量语文“新课本”中安排给学生学习的课文是多了、少了或者适合,才是科学合理的(其他学科亦如此)。如果不按这样的程序去进行安排与推导,纯粹只凭一些成人到那里品评与发泄一通,就去减少或增加“新课本”中的知识内容,不仅是不妥当的,而且对“课改”的认识也只是“盲人摸象”。 9、如果数学课按“课改”新理念去上课,不又是回到以前曾提出过的“精讲多练”吗? 答: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精讲多练”。当然,这种提法是善意的。所谓“精讲”者,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说得清楚的一个词汇。因为在任何一节课的内容当中,究竟怎样讲才叫做精讲,这当然是无法定论的。而此后的一个“多练”,这就决定了“讲”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练”的时间就比较长一些。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人说某一节课是在“精讲多练”,其实际,不如说是“少讲多练”还真实具体得多。所以“精讲多练”只不过是多年前喊得多、叫得响而已,但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实现的。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课改”新理念去上课,即按照“课堂教学过程,更应该符合‘学生的生理、心理、思维与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还要让学生思考、探讨、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等”的原则(其中显然有“练”,但并非一定是“多练”)去上课,老师就可以要么少讲、要么不讲。这正如笔者所云:“在我们既定时间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尽力减少老师的主讲时间,从而尽量多让学生自己动脑思考、动手操作(皮亚杰指出:‘动作是智慧的根源’)、互相探讨和对话交流,师生在这过程中共同研讨、融为一体;只在适当(或必要)的时候老师才给学生进行引领、提示、点拨、诱导和答疑解惑,并辅之以不同的激励方式;但仍然以学生为主去克服在‘操作、思考、探讨、交流与解答问题的过程中’遇到的艰难困窘,而不是老师越俎代庖——将学生‘抱过去’”(“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当然,这里关键之点,就是把握好“适当(或必要)的时候”,这也就相当于厨师炒菜必须把握的“火候”,“火候”到家,炒出的菜就色香味俱全;“火候”不到家,炒出的菜就要么还没有熟、要么被炒糊了。 正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节课,所以这个“适当(或必要)的时候”是不可复制的,是稍纵即逝的,完全依赖老师临时随机地作出适时地、正确地“对症下药”——给学生以“提携”。 10、如何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好美术课呢? 答:这个问题,是很少人提到的,同时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很少人提到?因为极不正确的课程理念象一只黑手在长期牵制着我们的教育——认为这是一门“副课”,不但一些学校领导不重视“音、体、美”的教学质量,甚至有的学校是“课表上有,而课堂上没有”。为什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美术课不能仅仅看成是培养画家的摇篮(其实画家也并非全都是在“美术课”上培养出来的),其最重要和主要的功能应该是充分发挥和拓展学生的形象思维、空间想象力和对美的认识与鉴赏能力。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美术课,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独特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力,他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他高兴怎样画就怎样画,只能鼓励,不能反对,更不能动辄训斥,只能将必要的诸如削笔、握笔和配制颜料等技术与方式介绍给他们即可。 11、如何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好体育课呢? 答:如果我们只谈体育课的课堂教学过程,那就是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 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P.3)“课程基本理念”中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特别强调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从而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能完成课程学习目标,使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学习和成功的乐趣,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的理念指导下,特别关注学得慢的学生的学习情况。比如某一节课我们是准备教会学生做一套广播体操动作,就不应该是老师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多多地做给学生看,而应该是老师一边领做,学生一边跟着做。待到学生中最先有少数人做得比较规范的时候,就叫其中一人或两人出来领做,老师就可以在队列中从做得最不规范的学生开始,帮助这些动作姿势做得不规范的学生进行纠正。无论是要求学生学会任何一门体育技能动作,均应仿此,务必从动作姿势做得最不规范的学生开始,不放弃任何一人学习好每一套最基本的动作。使每一个学生对体育产生兴趣,为自己的健康而终身受益。 12、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数、理、化这三门课,可能还比较容易上一点;我们这文科课牵扯到的知识太多、太复杂了,比如语文、历史等等,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可能就难度大一些。 答:其实,这种说法太宽泛、模糊和不具体。即便是文科,具体的某一节课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什么内容,总该是可以落实的。我们就让学生在这一节课之内紧紧围绕此内容进行思考、探讨、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需要记录的,就提醒学生记录下来。至于最后的结论,老师就可以根据该节课的内容,应该是唯一的就是唯一的,如果有学生得出的结论不与这个唯一的结论相符,我们也只能加以引导与说明,而不应该训斥与轻蔑,应该多鼓励与挖掘出其积极的一面。不应该是唯一的,就更不能轻易地说某位学生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牢固树立让学生多多地开动脑筋相办法的习惯,重在经历“开动脑筋相办法”的过程,至于结论的正确或不正确,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老师善于适时“提携”,学生也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13、“课改”,我们是赞成与愿意努力去做的,但是,现在出考试题(连出平时测验试题)的机会都不愿拿给我们任课老师,也就是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就没有人相信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趣味和信心去搞“课改”呢? 答:这的确是一个提得非常实际与切中要害的问题。考试,对于 学生的学习而言,是一把多刃剑。根据笔者搜集到的信息与研究结果,应该是,除升学考试(或自愿参加的一些竞赛或实验对比)而不得不进行“教考分离”外,剩下的考试,不仅不能频繁,更不应该“教考分离”;而只应该是任课老师密切联系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的学习实际状况进行命题,或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教同一门学科的任课老师共同商量命题(后者又必须是出于大家自愿才行),才有可能让考试发挥出促进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的一面,也才有可能让学生在后来最关键的“教考分离”的考试中容易取得良好成绩。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任课老师自己结合自己所教班级的实际,认认真真地出好了一套试题,对促进其教学能力的提高,对自己使用的教材的熟练把握,会远远胜过至少10次教研活动(何况不少教研活动只是“例行公事”、隔靴搔痒)或10次外出参观与培训(何况有时参观到的只是表象,何况有的培训主讲人还是在那里“滥竽充数”)。笔者的这一点浅见,在迷信“从外面买进试题”、频繁地进行所谓“月考”的今天,有没有人理睬,无所谓,但事实是这样的。迷信“从外面买进试题”、频繁地进行所谓“月考”的现象如果延续下去,不仅很难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只能增加师生的教学负担,而且只会使得任课老师不容易知道所教学生的学习实际状况,还进一步削弱了老师的教学能力与对教材的熟练把握。很显然,老师们就不会有趣味和信心去搞“课改”了。真的是这样继续下去,任课的老师就会蜕化得不会出考试题了。 14、统一考试(指从平时测验到中考、高考)的题目普遍拔高,考试的结果不是让学生感到学习有希望,而是使师生都垂头丧气,好像如果考试过后没有这种结局,就显示不出命题的人的命题水平。 答:如在“12”的回答中所说,“除升学考试(或自愿参加的一些竞赛)而不得不进行‘教考分离’外”,其它类型的考试,的确不应该搞“教考分离”。在应该搞的“教考分离”中,除了“自愿参加的一些竞赛”的试题可以由命题人自主而外,升学考试的命题就应该是绝对不能让命题人自主——我想怎么命就怎么命;而应该是有严格的命题范围的限制——紧扣《考纲》与规定学生所学习过的《教材》,从题型到解答试题所需要的方法与步骤等等,均不应该有超《考纲》与超《教材》的试题出现(除了试题的表达方式应该有所变化外)。如果有超《考纲》与超《教材》的试题出现,首先,就是人为地必然造成师生教学活动的严重超负荷;第二,就是体现出了教育工作对学生不讲诚信;为什么?学生就会说,你要求我们学习掌握的是一套,到头来检验与挑选我们的尺码又是另外一套,那你叫我们如何是好,于是就校长么喝着老师,老师也就只好逼迫着我们“以长期睡眠不足、才站20分钟就晕倒、高度近视、神经衰弱、不会自理生活、不懂尊重他人、不会与同伴合作、只懂死记硬背、只能人云亦云、毫无批判精神、只会盲目跟随、不会手脑并用、毫无创造力为代价”(“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换来考试分数——这只是教学效果中表面上看得见的一粒“芝麻”。其实,如果我们的高考试题不超《考纲》与《教材》,就会出现考生的考分普遍提高,皆大欢喜,考前的教学负担就会日趋正常,从而才有可能让学生在他们人生旅途中最关键和重要的12年里得到健康地成长、全面地发展,并且各种能力得到发挥与提高,随着心智的成熟与开发,智慧之神就会永驻他们的大脑。 当然,有人会这样说,我们高考是选拔人才,应该有超《考纲》与超《教材》的试题,方能挑选出拔尖的人才。这正是我们选拔和识别人才的误区。无论从古今中外在哪一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都很难找到全是靠考试考出来的,而是靠自己悉心钻研与名师指点相结合的结果。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现代科学巨擘爱因斯坦,年少时不仅考试分数从未拿过高分,而且成年后还曾经拒绝过参加招聘职员的考试;《聊斋志异》的作者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名落孙山;……2005年,对“ 庞加莱猜想”的证明提出致胜的“临门一脚”的我国两位著名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先生,也是在当今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的指引下,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结果,并非丘成桐先生用一套非常尖端与高深的数学试题去选拔而选中了他们,更不是在他们悉心研究这道“百年猜想”的过程中,去购买其他国际数学大师出的试题对他们进行“月考”。现在我们又来看另外一个方面,在最近30年里我国“奥数健儿”的成绩卓著有目共睹,其赛题之难度是国际所公认,此赛题之水准应该是够高的了,然而那些夺金摘银的健儿们至今却未见一人居于国内(际)数学的一流队列之中。另据有关专家考察得知,居然有夺金的“奥数健儿”在事后表示,今后一辈子再也不愿意接触数学了。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所以,无论中考或高考,只不过是起到排出考试结果的名次,便于“从高到低”录取新生而已,实在是看不出再有什么很好的功用了;如果说还有另外的功用,那就是在试题超《考纲》与《教材》之前提下,将偏、深、繁、难之题充斥其间,必然会驱赶着全国基础教育的师生们去“头悬梁锥剌股”。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15、现在我们中小学师生普遍的劳累过度,大大地超负荷工作与学习,老师们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常事,学生普遍严重睡眠不足,就是国家法定的休息日与节假日都还要补课等等,这些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并非一年或几年,为什么没有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坚决制止和纠正?包括我国著名教育家、全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都多次撰文(或作学术报告)呼吁——“救救孩子”,但为什么总是见不到希望与效果?这难道还不说明我们教育工作的失控吗? 答:根据我国国情,要在全国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要中央政府首脑出面。当然,如果在地方政要中有象“宁夏灵武市马彦平局长”、“山东杜郎口中学崔其升校长”这样立志改革的铁腕人物,也许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学校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通过几篇论文的论证或专家学者的呼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造成这种不良现象(即教育悲剧),应该是各负各的责任。比如对上面“13”的回答,就是敬请出高考试题的老师们“紧扣《考纲》与规定学生所学习过的《教材》,从题型到解答试题所需要的方法与步骤等等,均不应该有超《考纲》与《教材》的试题出现(除了试题的表达方式应该有所变化外)。”从而将酿成此问题“14”与“15”的因素中,没有“高考试题的因素”出现;让人们另去找出其它因素,再各个解决,这当然就好得多。学生说:我们睡得比狗还晚,起得比鸡还早。有老师说:再来一次“非典”就好(因为遭遇“非典”的学校,校长就不会安排老师没日没夜地补课了)。全国这样严重的妨碍师生身心健康的“补课热”有增无减,这当然是说明我们教育工作的严重失控。不少学校从早上6点至晚间11点共排上了10多节课(有的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是常事),学生在午间都不得休息。“诲人不倦”变成了“毁人不倦”,这也就是在漠视我们民族的未来。 16、虽然我们是赞成与愿意努力去搞好“课改”的,但是评价学生、老师与学校,现在仍然全都仅仅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为准、以升学率为准,我们也就不敢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和落实“课改”新理念了。 答:这样的评价方式,肯定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教育部周济部长早就表示明确反对的;但你的顶头上司硬要这样做,作为一位普通老师,肯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严酷的形式下,“课改”还是依然可以试着去做的,只要认认真真地做下去,自然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请见对“3”、“5”的回答)。不过,据笔者所知,此“15”所说的现象已经被宁夏灵武市教育局马彦平局长在本市范围内解决了,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学生的辍学率(请上网搜索“宁夏灵武市马彦平”)。正是这样的改革,至少可以使得学生不厌学,而喜欢学习和喜欢学校了。另外,越是反对“课改”、害怕“课改”、不愿意带领老师搞“课改”、以及不支持老师自觉地搞“课改”的校长,只会使得全校的工作“作茧自缚”,不会出现新的起色。 17、正因为评价学生与老师全都仅仅只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为准,惧怕学生考不好,有的老师在使用“新课本”的同时,又去增加讲授“老教材”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显然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答:这种情形,有可能是在刚使用“新课本”的地方,出题的人没有认真看懂《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新课本”的缘故,只想到要将试题出难一点,就在统考试题中掺杂了“老教材”中的一些题目。这种现象是极不应该出现的,应该立即纠正。而作为任课老师,就应该看准“课改”的大方向,认真将学生学习的这一本“新课本”,让学生很好地弄懂就可以了,用不着再去补充“老教材”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应该这样想,在我们所教的班中,其实也是很难保证全班学生都一起全部学懂同一册书中的内容(就算我们认为“新课本”中的内容比“老教材”浅,其实对于学生而言并不浅),如果再去补充“老教材”中的内容给学生,的确是既扎扎实实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又是多此一举。既然大家都是使用“新课本”,考题中肯定是适合“新课本”的内容居于多数,如果老师能够在“课改”理念下带领全班学生学懂了这一本“新课本”,那么考试的成绩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还有的老师将教学内容相同的几种不同版本的“新课本”中不同的例题与习题,也强迫学生全部做完(至于老师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新课本”都找来自己参考,了解其概况,这又完全是可以的),这同样是在扎扎实实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又是多此一举、自讨苦吃。如上所说,只要我们老师能够在“课改”新理念下,带领全班学生将他们手中的这一本“新课本”学习得滚瓜烂熟,还怕他们考不好吗?有人还说“新课改”反而增加了学生负担,就是个别老师自己这样去增加学生负担的,哪里是“课改”要求老师这样去“一厢情愿”的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呢?如果使用“新课本”的老师能够真正按照“课改”新理念去上好每一节课,就完全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18、我们有时也让学生在课堂上相互讨论交流,但课堂里显得比较乱,老师有点关照不过来。有的差生就坐着没事干。 答:只要“有时也让学生在课堂上相互讨论交流”,还发现“差生就坐着没事干”,这样的老师就是正处在实施“课改”新理念的起步阶段,也正是他的课堂教学在日后能大有起色的好兆头。为什么?他既然感觉到了开始时“有点关照不过来”,那么循序渐进地就会积累有经验,胆量也会逐渐增大。至于“差生就坐着没事干”,这说明“差生”(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不应该有“差生”这个概念,笔者在此用了“差生”这个词,只不过是暂时将就着说,而方便回答罢了。客观地说,将“差生”说成“学得慢的学生”会恰当一些)已经在缓慢地转变过程之中;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就有可能去翻一下书本,或者凑过去看一下同学的学习过程;如果再加上老师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及早发现,并在他身边弯下腰去亲切的询问一下,日益与之亲近,那往后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也许“差生部落”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课堂上是被我们老师看成“破坏课堂纪律”最严重的一族;现在他不“破坏课堂纪律”了,这就是他们的一大进步,可喜可贺!如果我们老师在这时候仍然抱着对“差生”的成见,心里想着:遇到这样不肯学的学生真倒霉;表情露着:对之不屑一顾甚至鄙视;嘴里骂着:象你这样,干脆不来读书还好一点,免得在这里占着国家配制的一套桌凳。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不对了。 所以,在我们实施“课改”新理念的起步阶段,全靠我们老师把握好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自然会渐入佳境,从而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如果使用“新课本”的老师,能够在“课改”路上认真地结合自己所教班级的实际情况落实“课改”新理念,这就是最好的、最切合实际的和最有效的自我进修(培训),这胜过上百次的被动进修(培训)的效果。 19、现在是“普九”,初中学生中,尤其是数学学习的差距太大。有小学毕业时数学考零分的,有加减法都还不会算的;有时候想干脆不理他们了,但又于心不忍,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答:“课改”新理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实施(请注意:这里重在“实施”二字),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大家都熟知的“填鸭式教学”,老师只知道在课堂上讲好或抄写好自己早已写在备课本中的东西(姑且不谈这种东西是或不是适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的真实情况;谁原来的学习基础怎样?谁究竟是什么地方还不懂?又究竟是为什么不懂?而所谓“懂了”的,又懂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样的课堂上,就算是有学生愿意互相帮助,老师就立即将其训斥为“随便交头接耳”、“不遵守课堂纪律”。假如在七年级的一个班上确实有一位学生,硬是只学会到计算两位数的加法为止,再往前走一步,他就什么都不会了。那么这样的学生在“填鸭式教学”的课堂上,不仅学到九年级毕业的时候,其数学仍然只会计算两位数的加法;而且这3年也就是他受罪的3年,再加上有的老师在统一考试前令其不要参加考试(否则就会连累老师的“教学成绩”,再进一步就是牵连到生计的“奖金”),被这样对待的学生,他不辍学就得活受罪,忍受不了活受罪就辍学。反之,如果是在实施“课改”新理念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就可以每一节课总有一点时间去辅导他一点学习(在此我们还完全排除了老师在课外对其辅导),再加上同学的帮助,哪怕他从3位数的加法学起,在九年级毕业的时候能学懂到七年级或六年级的数学知识呢?在这样看似缓慢的学习进程中,至少使他可以感受到学习不是活受罪,至少保住了他没有辍学;同时还使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关爱、友情与互助。要想提高一个班上的整体教学质量,如果说有绝窍,那就是从学得最慢的那一位学生抓起。 其实一个班上的学习状况,完全取决于学习氛围的问题。“课改”新理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实施,就是可以增浓这种氛围,其中心就是这一节课应该学习和探讨的内容;而这种氛围又好似一种“磁场”,这里的氛围中心就是“磁场”里的一块“磁铁”,全班学生即位于“磁场”里的一颗颗小铁钉,会自然而然地被吸附到“磁铁”上去。 20、有的家长担心“课改”会使小孩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少了,害怕小孩变得贪玩,不好管教。 答:正是家长的这种极不合情理的偏颇心理,从孩子的发展来看,既是眼前增加其学习负担的一个主要因素,又是不利于孩子健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算是孩子所学的知识量只与发达国家(地区)同龄人的一样多,家庭作业几乎没有(偶尔有一点也是很少),更不会去逼着学生“坐监”——从正常的下午放学就开始补课,补到22:30或23点才允许学生睡觉,次日凌晨5:30或6点又要急匆匆起床。这肯定就不会有孩子玩的时间了(难怪有记者采访中小学生,一天中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回答是课间休息10分钟;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想好好地睡一觉)。可是,据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行为学家等研究的结果,恰恰说明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玩,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建立比较良好的朋友关系,可以大大地发挥和增强他们的对话交流、互助合作、辨别是非、关爱他人、共同生存、分析与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及良好习惯;这些与学习书本里的知识一道,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备的,恰好这些又是在学校的课堂教学中不容易学到的东西。孩子们自动地“玩”,就是他们自己设计与完成的一项重要课程。正因为如此,世界著名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只将学生的高考分数当成招生条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凡是成人惧怕小孩有玩耍的时间(这肯定不能过度),正是不正确的育儿观与教育观的体现。 21、我们也看了一些外面的“名师”上的课改“示范课”,但都是清一色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整堂课学生就是在看动画片,真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看了直摇头,不知道何年何月我们才用得上这些设备。那些学生还一个个身材也长得相差不大,腰身坐得笔直,举手时也同时整齐划一;只用两三分钟就将问题讨论得非常正确,站起来回答问题不仅答案正确,还口若悬河,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井井有条,毫不含糊。就是我们多年来教这一门学科的老师,也难以达到这种临场即席解答问题完全正确的高水平。 答:这样的“示范课”纯粹是“弄虚作假课”,炮制者不知花了多少个45分钟才推出了这样一个“品牌”。据说有一位“名师”到西部某地上了一节初中数学“示范课”,那一节给初中学生上的课,刚刚展示完他准备的佳作——电脑幻灯片,就消耗了学生的45分钟,结果居然表演了100分钟左右才结束这一节课,那些看课的老师只好一个个溜之大吉。看这样的“示范课”,不如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自省一番,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方式,哪怕只有蜗牛式的进步,只要肯坚持一个学期下来,其收获也是巨大无比的。 真正能够对人们有所启迪的课,学生讨论的结果应该是,表达各有千秋、叙述五花八门、答案各有说法,对错难解难分;这里没有王者、没有败者,老师只是学习伙伴中的一位“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22、运用“课改”新理念上课,就一定要多多地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吗? 答:非也。所谓“多媒体辅助教学”,仅仅起到辅助的作用而已,而这种辅助作用也只能是在用得最恰当的时候才起到作用;反之,则画虎不成反类犬(“21”回答中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更不是非用不可。笔者又发现一位“名师”到西部某地给小学生上了一节数学“示范课”,还是事先约定好的,然而正常的下课时刻就已经到了,“名师”的电脑幻灯片都还未放完,此时,这位“名师”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发感慨,说什么“我不知道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孩素质这么差”(我们不妨请问,究竟是你的素质差,还是学生的素质差)?居然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上完这一节小学数学课,那些看课的老师真是“无话可说”。我们又看,“宁夏灵武市马彦平局长”在全市“课改”的成功,肯定只有极少数学校有多媒体设备,但并不一定就是每一节课全都使用该设备;而“山东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过程改革的全胜,其教学条件就是:教室、黑板、课本、学生、一个学生一天吃7个馒头(还没有菜吃)、老师、粉笔和思想观念。一个人要学懂原来自己不懂的东西,最关键和主要的就是靠学习者自己去动手、动脑以及与别人多交流,再加上有真才实学的人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提携”。学生学习的成功之路,就是古人所说的“绝知此事要躬行”。 23、除了课堂教学要讲求效果外,还提倡提高教学效率,即高效率课堂教学。那么怎样解释教学效率呢?怎样辨别教学效率的高低之分呢? 答:关于“教学效率”和“高效率课堂教学”,均是不可能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我们只需看效率的来源:“效率,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一般工具书中均可查阅到),即可知道,“教学效率”就是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所作的有用功是多还是少;所作的有用功越多,其教学效率就越高;所作的有用功越少,其教学效率就越低。显然,老师在某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如果全都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了有用功,我们就说老师在这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实现了“高效率课堂教学”;这是在没有通过与别的老师的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才这么说。如果与别的老师的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对比,就更容易一些了;那也就是,哪一位老师所作的有用功多,哪一位老师的教学效率就高,相对而言,也就是实现了“高效率课堂教学”,而另一位老师就没有实现“高效率课堂教学”。 也即是说,只有在能够进行横向对比的时候,才有可能辨别出教学效率的高低。而纵向对比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24、是不是只要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就一定能够做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呢? 答;当然不是。只有在使用得适当的时候,才能够对教学有辅助作用,也才能做到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有利。反之,还有可能降低课堂教学效率(“21”与“22”的回答中的事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25、我们教的班,不仅差生的比例很大,学生人数也多(在60~100人之间的状况不少,还有超过100人的);有的教室挤得连过道都没有了;有的本来原是两人共用一套桌凳,现在就不得不三人共用了。在这样的教学条件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课改”新理念,我们简直是无法入手,学生人数比较少的班,当然就容易一些。 答:这种现象不少,给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课改”新理念,的确增加了不小的难度,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说落实“课改”新理念,是可以在条件相当的一些平行班中进行对比的,如果某一个班的老师注意到了全力以赴地在那里落实“课改”新理念(不管他能够落实了多少),其教学效果肯定只会比仍然在完全实行“填鸭式教学”的那些平行班的教学效果好得多。也即是说,人数在60~100人之间的,或者有超过100人的,教室挤得连过道都没有了,有的本来原是两人共用一套桌凳,现在就不得不三人共用了,这样的平行班之间是仍然可以进行对比的;学生人数比较少的这些平行班,又另外进行对比。当然不能将人数悬殊很大的两个班拿来进行实验对比。其实,在现实的教学现象中,也存在有反例:在同一所中学的同一个年级,学生人数多的班的数学教学效果还好于同年级的人数比较少的班的数学教学效果;更为令人惊奇的,还有学生人数多的这个班是个普通班,而同年级的人数比较少的那个班还是从700名左右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一个尖子班(其人数还不到这个普通班人数的二分之一),但统一考试结果,却是前者的班人均分数高于后者的班人均分数(连续几个学期都是这样,并不是只有一次或两次统考结果如此)。那么这样的反例是如何造成的呢?“始作俑者”就是“课改”新理念,也就是教这个普通班的数学老师是努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课改”新理念(还未有全面落实好),而教同年级其他班的数学老师仍在“填鸭式教学”。这一类事例笔者发现不少,如果从全国来看,肯定是很多的。 26、将“课改”新理念落实在课堂教学过程之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值得效法的模式或者一套可以按部就班的程序? 答:没有。任何人想制造也制造不出来。这是因为,一国之内各地方均存在有各个方面的差异,各个学校如此,每个人之间亦如此。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忽视了这些差异,将培养人才当成工人制造零件那样用同一个模式去铸造,那么就只能培养出一个个不通人性的冷冰冰的机器人。 27、怎样的公开(观摩)课,才能让上课的老师和听课的老师全都受益呢? 答: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或同一所学校,大家公认哪一位老师上课上得比较好一点,就经常去看他上课(课前不通知);或者全校实行“开门上课”,任何一位老师(甚至任何一位公民)均可以经常自由地去看任何一位老师上课。如果当今哪一所学校或哪一位老师愿意这样做,其效果将可以胜过千百万次的“教研活动”;而“山东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却在全国率先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还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任何一节公开课,只能是提供大家一起“观摩”,绝不能起到“示范”作用。一个老师自己上的一节课都不能给自己起到“示范”作用,因为天下没有任何两节课是相同的,就象没有任何两张树叶是相同的一样。 28、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优质课竞赛评比”活动? 答:这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优质课”应该是体现在平时的教学工作当中,而不应该是仅仅只看有了充分准备的那一节课;有的学校为了这一节课的“成名”,还特别叫这位老师在一年或一个学期或一个月之内专门准备这一节课。请问:这究竟是在搞教育工作,还是在从事赌博、爱好虚荣?那些曾经参加过“优质课竞赛评比”活动的老师们,你们的平时教学活动全都是这样的吗?肯定不是。事实上,也从未出现过,某一位老师或某一所学校是因为参加了“优质课竞赛评比”活动过后,才提高了教学质量的。而要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无论是使用“课改”之前的“老教材”,还是使用现在的“新课本”),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扎扎实实地落实“课改”新理念(因为这种理念并非“课改”之后才有,而是在此之前不少老师都已经在教学实践当中使用成功的了)。所以,“优质课竞赛评比”活动,充其量只是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招牌下,表演了一套提高教学质量的“花拳绣腿”而已,与“提高教学质量”的真功夫相差太远。 29、如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尤其是有老师听课的时候),学生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时出现禁忌的或应该暂时回避的内容,应该怎样处理较为妥当? 答: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的现象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老师的引导和临场应变。万一出现这类令人尴尬的事情,也只能在当时温和地叫其暂停,事后耐心与其交谈,切忌简单粗暴和将问题移交给另外的人去解决。 30、有没有非常圆满或完美无缺的一堂课? 答:绝对没有。“教育永远不会有圆满、完美和完善,只有不断地解决其中的实际问题,并使之越来越符合儿童的天性、越来越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西部开发报,2007-01-10第七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也就不可能找到一种完美无缺的教育,每一节课也均不可能成为非常圆满或完美无缺的一节课。还可另见“26”的回答。 31、有的老师的确是一心一意想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好“课改”新理念,但为什么总是不尽人意,连自己就不满意?这究竟是“课改”新理念有问题,还是老师的教学思想观念有问题? 答:前面已经谈过,已经有不少人将“课改”新理念运用成功。该理念是融会贯通了古今中外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的产物,这种理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思想观念与之不同的人对此理念持有异议,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实“课改”新理念的时候,总觉得不尽人意,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很强的进取精神。除了自己审视一下教学思想观念而外,还应该经常了解学生的需求,对照一下“填鸭式教学”的特征:“捆绑学生手脚、闲置学生大脑、封闭学生嘴巴、桎梏学生能力、压抑学生情感、囚禁学生心智、泯灭思想火花和控制思维方式”(“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正是这样的“特征”剥夺了学生的“学习权”。而“适时‘提携’”和“课改”新理念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还给学生的“学习权”。只要我们经常进行这种对比性的观察,就会自己判断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是否真正落实好了“课改”新理念。 32、如果某一位老师硬是想在自己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成功地实施好“课改”新理念,其突破口应该在什么地方? 答:其突破口就是在于老师们自觉地将在“填鸭式教学”中所占用的时间,一小点一小点地逐渐退还给学生。也就是,“如果设每一节课的教学时间为‘t1 t2=45’分,那么教师给全体学生主讲新课的时间(t1)就应该控制在‘0≤t1<15’分之内[或‘0≤t1<12’分(以1节课40分计)、或‘0≤t1<10’分(以30分计)、或‘0≤t1<8’分(以25分计)、或‘0≤t1<6’分(以20分计)]”,将学生最重要、最宝贵和最集中的“学习时间(t2)还给学生,使t2满足不等式‘30<t2≤45’分[或‘28<t2≤40’分(以40分计)、或‘20<t2≤30’分(以30分计)、或‘17<t2≤25’分(以25分计)、或‘14<t2≤20’分(以20分计)]”。 综合之,如果我们设一节课的时间为t(常量),则t1、t2(均为变量)应满足这样一个函数关系式:“t2=t﹣t1,且0≤t1<30t﹪,70t﹪<t2≤t,30﹪、70﹪均为大约数”。这不仅是还给学生“学习权”的突破口,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突破口,又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西部开发报,2007-01-10第七版第3列倒数第1~19行;另外还可参见“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在此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函数t2是被控制在常量t之内随着自变量t1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当t1是0或8或13的时候,t2就被常量45控制成为45或37或32;当t1是0或9或10的时候,t2就有可能被常量45控制成为45或36或35,也有可能被常量40控制为40或31或30。而“填鸭式教学”中的t1就是t,t2也就无可奈何只好是0,这样的课堂教学过程,就是学生度过的最黑暗的时光。 33、怎样才能表明,某位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成功地实施了“课改”新理念? 答:很明确的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见不到“31”的回答中所指出的那些“‘填鸭式教学’的特征”,老师彻底冲破了“樊笼”,能基本上做到:“解放学生手脚、激活学生大脑、开放学生嘴巴、发挥学生能力、疏导学生情感、提升学生心智、点燃思想火花和鼓励多元思维”。这样,每一名学生均有机会在课堂上“有手可动、有脑可用、有疑可思、有问可提、有话可对、有难可排、有事可做、有奇可想、有异可立、有新可标,各得其所”(“贵州子课题”结题论文——“适时‘提携’”)。 34、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是说“学生参与”还是“老师参与”,是“学生配合老师”还是“老师配合学生”,才可以说是措词比较恰当? 答:这些词句,在最近几年来的所有教育类文章和一些老师的谈话中出现得非常频繁。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自主学习”、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以及“老师是学生的学习伙伴”等正确的教育理念,那么就应该是“老师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或过程)”,而不应该是“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或过程)”,更应该是“老师配合学生的学习”,而不应该是“学生配合老师(或学生与老师配合)”。学生进行的任何一项学习活动,都是他们应该做的自己的事情,无所谓“参与”“不参与”;这就好象我们见到一个(或几个)人正在洗他们自己的衣服的时候,难道我们还应该说“他们是在参与洗衣服”吗? 35、这次“课改”,已经成功的地区、学校和师生不少,这不仅仅出现在东部地区的一些首批进行实验的县(市),就是西部地区一些刚刚开始使用“新课本”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成功现象出现了。但所遭遇的阻力也不可忽视。出现阻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答:出现阻力的主要因素,就是有的人甘愿受凯洛夫的“樊笼”对自己思想的禁锢。在这“樊笼”里,老师仅仅只关注怎样将这一节课的知识“灌注”给学生,“灌注”完就了事,不管学生是否真正学会(更谈不上会学);这“樊笼”只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痛苦,不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欢乐。山东杜郎口中学崔其升校长说:课堂上演的是教师独角戏,教师口讲、手板书,学生耳听手录,被动地学习,这是导致学生厌学、甚至辍学的重要原因。老师本来应该是受人尊重的,现在竟然沦落到了“学生痛苦的制造者”!学生家长更是告诉崔校长:“孩子在学校混了3年,痛苦了3年!”由于这样,崔其升校长才痛下决心,硬是逼迫全校老师坚定不移地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课堂教学过程的改革(连全校教室里的讲台都拆掉了),这就是一场生动的课堂教学革命,彻底冲破了“樊笼”,将“凯洛夫”清扫除了校园;终于出现了“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来自百度网)。笔者还是真诚地奉劝老师们一句话,不管落实“课改”新理念的阻力有多大,自己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逐渐地落实“课改”新理念,最终只会是收获成功的。其实,崔其升校长在改革初期遇到的阻力,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非同小可。 36、我们如果避开了“课改”或“不课改”,学校教育也肯定是要学生学习一定的最基础的书本知识(即前人的经验积累。在此我们暂不谈其他各个方面)。那么怎样才能比较合情合理地规划出小孩在入学后的9年义务教育中应该学习和基本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呢? 答:我们应该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前提下,召集教育、心理界专家、中小学老师以及医学保健等相关专家学者,商讨确定出应该保证学生每一天的24小时之内给予多少睡眠时间,以及除睡眠而外的用餐、休息与活动(含做家务劳动)时间,才是符合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的。然后再合情合理地确定出他们每一天的在校学习时间,每一个星期又该在校学习多少时间。这样确定了之后,就应该是召集制订各门学科的各套人马,研究出各门学科在每一个星期当中应该各分得多少学习时间,这就可以推出在某一个学段当中,每一门学科在每一个星期应该学习多少内容,那么学生对于每一门学科在这9年当中应该学习到什么程度为止(即应该学习和基本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就可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当然不应该不顾学生全面地协调发展,只顾一些成人的“一厢情愿”,去孤立地讨论与确定某一门学科应该学习多少知识,生怕学生学习某门学科的知识太少,而妨碍该门学科的发展(这是一种“教育幼稚病”)。 37、无论是教育或者是各学科教育,肯定是有成功或不成功的区别的。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体现出某一门学科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呢? 答:我国的“课改”,也就将要面临着这个问题。教育的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经过一定的时期或阶段(一般大概15至30年)之后,即基本上可以看出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效果——人们的道德水准、精神面貌、互助友爱、社会风气、科技发展、上下级关系、生存环境和健康、秩序、生活、经济、文化、学术、官民、民主与法制等状况怎样;这就可以看出教育是成功或不成功的(难怪有关方面的国际专家观察出这样的现象:一般在一个国家开始出现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个国家大约建国30年左右;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已经在国内实施了大约30年,即改善了学术与科技发展环境状况)。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体现出某一门学科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这主要看学生毕业后(前),能不能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与工作遇到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毕业后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某一学科的兴趣与爱好。例如荷兰基础教育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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